龚澎同志政治上十分坚定顽强，“文革”中她被抄家后，室内墙壁上被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她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她冷笑着坚定地说：“让它们留下作纪念。”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回答说：“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乔冠华同志被揪走后，有一天秘密打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他写材料怎么办？龚澎答复说：“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龚澎同志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战友，相反的，她总是不忘记用一切办法，用各种斗争方式去帮助别的同志，不怕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当批斗一位同志是“假党员”时，有人逼龚澎表态，她默不作声，就是不表态。在批斗一些老同志“里通外国”时，她坚持真理，从不随声附和。

    我个人对于龚澎同志这种高尚品德感受尤深。我的检讨多次没有“过关”，自己茫然无从动笔，当时龚澎同志有病在身，但是她不顾自己的健康和风险，到我家里连夜代我写检讨，直至凌晨4时。后来龚澎同志被“解放”了，还“营救”过处于险境中的我。

    1970年我在干校劳动，突然传来了龚澎病危的消息。我很想请假回京探亲，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怎么可能获准探亲呢。这时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我：“龚澎同志完全昏迷了，她实际上已经逝世了。”我除了暗中饮泣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病逝”的噩耗终于传来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下放干校时，龚澎同志到车站给大家送行时悄悄绕到我跟前说了一声“半年后再见”，这话竟然成为她留给我的最后遗言。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关心爱护所有的干部，对长期跟随他工作的龚澎自然也非常关心。后来我得知，龚澎住院不久，周总理亲自到医院探视，总理坐在龚澎的病榻旁，亲自为她号脉，并指示组成了手术抢救小组，邀请北京医院最好的专科医生日夜抢救，但是这一切努力还是没能挽救龚澎的生命。

    周总理对龚澎政治上工作上要求极其严格，生活上照顾周到细微，尤其在“文革”中对龚澎的保护更是尽人皆知。总理啊，龚澎不愧是您的好学生，您对龚澎的爱护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您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怎样爱护干部的榜样。

    安息吧，龚澎同志！我们的挚友和战友，你的高尚品格将永远地感染着我们。

 乔冠华和龚澎 才子与佳人的缘份

    （节选自《乔冠华传—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茆贵鸣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就在龚澎的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

    1942年，龚澎先是自己连续三天高烧不退，送至重庆中央医院治疗，大夫说是感冒，打了两天针水之后，不仅高烧未退，烧得她昏迷不省，而且左边的臀部直至膝盖都红肿了起来，再到医院检查，原来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积化脓。 于是又住进重庆市民医院，由李颢在其臀部开了一刀，挤出一大盆脓血。高烧倒是退了，可伤口却老是不见愈合，整天就是一个姿势趴在床上，不能动得。她是疼得难受，也急得要命……

    接着，对龚澎一生都产生不可磨灭影响的父亲龚镇洲，又在桂林不幸去逝。

    11月13日，惊悉噩耗的周恩来遂与董必武、邓颖超联名致电桂林吊唁：

    “镇洲先生有德有年，功在民国。陪都接席瞻仰怠殷。遽闻凋谢，实深悲悼，道远不及躬奠，特电致吊。”

    随即，与龚澎成婚仅仅29天便匆匆分别的丈夫刘文华，在随军作战的行军途中突发盲肠炎并引起腹膜炎，因医疗条件本来就差，加之军务倥偬没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故而一病不起，最后竟英年早逝！

    刘文华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重庆。此时，龚澎刚刚遭受了丧父之痛的沉重打击。周恩来不忍心让她再受刺激。于是将这一噩耗暂时隐瞒了起来。

    （周恩来是在龚澎调来重庆之后才知道她与刘文华新婚离别的情况的。为此，他曾当面向龚澎表示过歉意。随后，他也一再向华北方面提出，要将刘文华调至重庆工作。当时，因刘文华刚刚被提升为太行第二军分区政委而未调成。另据龚澎当年的同事张颖介绍：在龚澎奉命赴渝之前，“朱总司令还曾征求龚澎的意见，说延安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她已经结婚，如果她本人仍然愿意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和恩来同志商量免调或晚调也可以。但龚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党的神圣事业，……毅然离开太行山来到重庆”。）

终于有一天，龚澎收到了一封来自太行战友、当年的燕大同窗吴青的信。 吴青的丈夫何云为华北《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也是刚刚牺牲不久。为了互相慰勉，她在给老同学的信中,十分含蓄地写有一些诸如“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的句段。龚澎马上敏感地意识到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意外或不幸的事情，随即便去“周公馆”核实。

    周恩来将刘文华不幸病逝的实情告诉了龚澎。

    虽说有了些预感，但惊悉这撕心裂肺的噩耗，病体初愈的龚澎还是无法承受这一系列的残酷打击！自己如此钟爱的父亲，如此深恋着的新婚丈夫，怎么一下子都离她而去了呢！

    捧读着丈夫刘文华在临终前特意给她留下的遗书：“……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这字字句句，竟让龚澎肝肠寸断，痛不欲生！

    那天，龚澎将头蒙进被子里整整地躺了一天一夜……

    然而，性格一如其父的龚澎必竟是女中之杰。“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留下来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她在给吴青的回信中，接着又恳求道：待来春冰雪融化之后，请附近的同志和老乡帮忙，在刘文华的墓地种植一些小树，“让他知道，这是在遥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子的意思”。

    龚澎的这封长信，后来以《纪念文华》为题发表于《新华日报》1942年12月6日副刊。

    龚澎终于以革命的意志，坚强地承受住了这一连串自身病疾的肉体折磨和丧父失夫的精神打击。她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之中……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乔冠华来到了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