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苏联 取得新疆政权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了“四·一二”政变。金树仁仓惶逃离省城,而此时手中握有相当兵力的盛世才,被各方推举为新疆临时督办。教育厅厅长刘文龙被推举为新疆临时省主席。12月,盛世才就以刘文龙涉嫌谋叛,将刘及其全家软禁,迫令刘辞职,而指定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次年3月,朱瑞墀病死。盛世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开始了他对新疆的独裁统治。 盛世才上台之初,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实际只控制省城一带。当时新疆还有占据北疆的马步芳的堂弟马仲英和占据伊犁的张培元两股势力,与盛世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他们二人的兵力皆多于盛世才,两人联合行动,准备随时夺取政权。一些地方势力也准备伺机而动。
盛世才攫取4·12政变的果实后,凭借军事实力逐步排挤4·12政变发起人,势必引起这个集团的不满。当初发起推翻金树仁政权的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政府秘书长陶明樾,省军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等人在黄慕松到来之后,纷纷向黄慕松靠拢,希望通过中央大员的渠道取得国民政府的支持,从而限制盛世才权利的膨胀。同时黄慕松为了实现国民政府的意图,精心炮制了一个撤督办成立军事委员会的方案,也就是撤消目前盛世才为督办的新疆边防督办公署,代之以新疆军事委员会,容纳和加尼牙孜、原金树仁政权残余、入疆之东北抗日义勇军、马仲英、伊犁屯垦使张培元等为委员,以盛世才为委员长。黄慕松希望通过这个方案即限制盛世才的权利,又可以平息目前遍及全疆的动乱。但是黄慕松的一厢情愿与盛世才的打算有着根本的差异。盛世才抛弃国民革命军参谋部的工作来新疆就有野心,不到3年眼见已经成为半个新疆王,岂有撒手的道理?
盛世才本想依靠国民党来割据一方,但是南京政府却想趁机控制新疆。盛世才曾留学日本,但是他没有走投靠日本的道路。盛世才深知近在咫尺的苏联对于新疆的重要性。不仅新疆的日用品基本上都来自苏联,而且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开进新疆。1920年,苏联红军曾进入新疆消灭白俄军队。盛世才把争取苏联的谅解与援助作为巩固自己政权的主要措施之一,不断派人与苏联接触及求援。他自己也装出信仰共产主义,对马列主义颇有研究的样子,讨好苏联。
对于苏联来说,一个稳定而亲苏的新疆地方政权对它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以使与新疆接壤达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平安无事。苏联政府提出,盛世才“亲苏必须反帝”。盛世才为了取得支持,只得答应。苏联不断给盛世才提供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使盛世才上台后很快站稳脚跟。
苏联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致函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
1933年6月下旬,盛世才突然停止追击马仲英。匆匆带亲信部队返回迪化。6月25日傍晚以开会名义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三人擒获,随即当场枪决。这一血腥手段果然收效显著,新疆临时省政府主席刘文龙吓的嚎啕大哭要求辞职,省府办公人员一致向黄慕松要求收回撤除边防督办公署的计划。另一方面,盛世才暗中指示手下四处散布黄慕松与马仲英勾结,同时又公开宣布大西忠实为日本间谍,马仲英乃“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言外之意黄慕松与马仲英接触实际是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张目。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此时从塔城辗转回国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正在陆续向迪化集中,准备回撤关内继续抗日,此言论一出激起果然东北义勇军义愤,后来从苏联归来的义勇军大部分留在新疆卷入了内战,在随后不到半年的战争中,付出了约5000人的生命,但是接着盛世才统治新疆的10多年中,丧生于盛世才黑暗统治中的竟多达10000余人,这不能不说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悲哀,也使人更加痛恨盛世才的阴险狡诈(1944年盛世才回内地后,原东北义勇军旧部为报仇,四处寻机刺杀盛世才,搞得他深居简出,即便后来随国民党败军逃至台北,也轻易不敢抛头露面,义勇军旧部杀盛世才不成,转而去兰州将盛世才岳父一家老少满门刺杀,还在墙壁上用鲜血写道:十年冤仇一日雪,可见盛世才在新疆激起民愤有多大)。
1933年12月,张培元自伊犁进兵迪化。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红军出兵助战,将张培元击败。1934年1月,马仲英统率主力七千余人围攻迪化,形势一度极其危急。盛世才率军抵抗,并再次请苏联红军相助。苏军分两路入疆,很快击败了马仲英部。马仲英于2月中旬撤围南逃。至此,盛世才在新疆已无强劲对手了。
1937年初,马仲英的亲信马虎山举兵反盛,进兵库车。9月,在盛世才的请求下,苏联柯尔托罗夫兵团2个团和另外1个团,配有飞机40架、坦克20辆,突入阿图什,切断马虎山军的退路。马虎山见势不妙,率少数随从逃往印度,其部由旅长马生贵通电投降。马生贵后被苏联军队杀死。到此,盛世才完全巩固了在新疆的统治。
在军事支援盛世才的同时,苏联又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予以支援,派遣一批专家、技术人员、干部、共产党员来新疆,具体帮助盛世才制定了“六大政策”,以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在苏联的帮助下,新疆的经济得到某些恢复和发展。
盛世才采取亲苏政策,是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除了苏联,他对于其他外国人入新疆是持反对态度的。
但当时新疆的政治环境很复杂,英、德、日帝国主义分子都想涉足这块土地。英帝国主义于1933年11月唆使沙比提大毛拉和伊敏在喀什建立“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法国人在迪化开设过洋行,英国人设立过天主教堂,瑞典人在英吉沙设立过医院,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名目下进行间谍活动。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的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叛乱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
盛世才执政后,把洋行和天主教堂一律关闭,把所有外籍人员一律驱逐出境。除了苏联人,凡是到新疆的外国人,几乎一律被逮捕。
盛世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抗日战争爆发后,盛世才的立场与中国共产党也有一些一致的地方。由于有苏联的支持,天高皇帝远,盛世才对国民党政府并不十分买账,曾公开批评过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陈潭秋说,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盛世才在政治问题上是以两个中心的态度为标准,即国际问题看莫斯科,国内问题看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