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连续剧《潜伏》《伪装者》征服了许多观众，主要在于有几个好的故事。但那是文艺作品，英雄的典型性格可以在典型环境中加以塑造，很多故事情节当然是虚构的。

这里笔者推介一位1929年参加革命，1939年打入重庆国民政府党内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9年解放后全身而退，10年潜伏生涯完美谢幕，享年104岁……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工——王黎夫。

2012年金秋之季，笔者在杭州西子湖畔保俶路宝石山下4弄1号大院8幢1单元201室，（浙江省高干住宅小区，武警把门，对于非本区的住户，有严格的进出审查程序。哨卫跟王老的夫人庞爱英女士通了电话，仔细确认了访客信息，然后迈着正步，把我带到一个单元门入口处）采访了在那里安度晚年的原浙江省人民政府代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外事办公室主任，102岁的王黎夫老先生。

常年从事外办工作的王老，平日里十分注重礼仪，经过了将近半小时的认真梳洗，出现在我的面前。满头白发，腰板笔直，仪表堂堂，风度翩翩。

在第一战区，王黎夫在朱瑞处受训。

    我出生，正赶上辛亥革命，1911年。

    我的家在河南新乡，我家是地主，有两百多亩地，父亲抽70块一两的大烟。他得子晚，我是家里的宝，那日子过得可好了！

    我在县里读小学、中学。六年级时，我就跟左派人士来往，我从小就有志于革命事业。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我不是因为苦大仇深去革命的，是因为信仰。

    我在北大旁听读书，对，我跟毛泽东主席一样，是北大的旁听生。我还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习，都是旁听的。我就跟《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一样，东听听课，西听听课。

1930年5月，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在豫东兰封展开中原大战。这年8月，在北平北师大校园，激进学生、群众集会，响应南方红三军团攻占长沙、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一省或几省取得革命胜利的号召，举起了“镰刀斧头”的小红旗，朝新华门南街开始涌动。此时，在北大、北师大、辅仁大学旁听的热血青年王黎夫，也加入了运动潮流， 在队伍里，我拳头一握，高喊口号，结果被阎锡山的北平市“国民政府”逮捕了。大牢一扔，整整四个月，受尽酷刑。

当时被捕者有70多人，后因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节制东北、华北，行营入驻北平，我们被释放了。

 你要问的，都是些秘密呀。以前，是不能说的呀……王老如是说。

“在狱中，我遇到了与我同年同在辅仁大学听课的白坚，抗战时他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是一机部副部长。狱友中还有北大、北师大、朝阳大学的老师范文澜先生。我的同志潘训（即潘漠华）也在狱中，他是浙江人，‘湖畔诗社’创始人，在上海参加‘中国左联’后，来北平筹建‘北方左联’。出狱后，我追随他搞左联活动。1932年我回新乡过完春节，返北平，而他在天津被捕后光荣牺牲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党于中国共产党再度合作，共同抗日。王黎夫由家乡奔河南省会开封，因为失去了党的组织关系，就参加一些自发性的抗日救亡活动。适逢毛泽东的联络秘书周小舟由延安往返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途经开封时与其邂逅。王、周在“一二·九”运动中相识，如今周就向王指点，要真正抗日，就到延安去找党中央。随后不久，王黎夫在新乡邀约了两人，西行到西安，找到了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

“我们在办事处遇到刚到延安不久的毛泽东的胡秘书乔木。他与我们年纪一样，才华横溢，是青年训练班的副主任。我们说明来意后，他就随手给延安方面写了封介绍信。于是我们乘上八路军的货车北行肤施（延安）了。哪晓得才走到泾水畔的云阳，一处国民政府党与中国共产党双方势力接交的关卡，就被八路军方面劝阻了。他们再三说，日寇正在大举沿平汉线南下，中原向是逐鹿之地，豫北是门户，已成危亡之地，那里正需要像你这样有地位、有知识的青年组织抗日救亡，云云。我一下联想到自己的大地主家庭背景，也可称新乡一霸。但怎么啦，我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这是我的信仰！这里拗不过他们，我只好折回，到了东边的三原。”

在渭北名邑三原，王黎夫发现职业革命工作者魏恩民（即魏文伯）在三原中学教书。多次出入敌人监狱的魏文伯，曾是中国共产党北平市委秘书长，当然知晓王黎夫身份，但在五方杂厝的三原潜伏，开展地下工作，纪律不允许他多言，既然党组织希望王黎夫返乡工作，他就给了十块大洋，充作回乡旅费，劝他回乡，一样是抗日救亡。但这颗种子，他铭记在心了。

王黎夫回到新乡后，在地方上算得是一个人物，很快就接任《豫北日报》编辑姚雪垠职，主编副刊，同时在民众团体“豫北动员委员会”做宣传员，十分活跃。但为找不到党，一腔爱国热血无处可洒而苦恼，暂住城厢一家招待所客房。不久，一位不速之客也住进这间客房。他西装革履，皮鞋锃亮，拎着只时髦小皮箱，自称叫王百评，是来新乡找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的。这样，他俩一住就两个星期，无多交谈。其间，国民政府党军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进驻豫北要地新乡，司令长官是兼任河南省长的程潜将军，代表其在豫北活动的是他的旧属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代主任，时任长官部少将秘书长兼政训处长李世璋，一位拥有中国共产党员、国民政府党员双重身份的反蒋活动家。有一天，王百评靠在床上，两眼直愣，轻轻叹了口气。王黎夫主动但又谨慎探问。王答：“我在找一个人，但一直没有找到，难呀！”

“您找谁？我是本地人，也许知道。”

“王黎夫，一个大学生，时代青年。”

王黎夫听了，不作回音，也不动声色，只说“我帮你找找看”。

过了两天，“王黎夫”还是没有下落。

他俩聊天问起“府上”时，王百评随口说了句“湖北黄岗”，有心的王黎夫眼睛一亮，“黄岗有个魏家塘，可地灵人杰呀。” 精于此道的王百评多日来并不闲游，已经探知“庐山真面目”，因此慷慨地说：“是的，出了魏恩民。在下也是魏家塘人。”

“啊！魏文伯是你……”

“是家叔，我从他口中知道王黎夫其人其事，但不知他在何处……”

“就在你眼前呀！”

 后来王黎夫知道，这个王百评的真名实姓叫魏梦龄，确是魏文伯族侄，一位高学历的党的工作者，此番来新乡，是受彭德怀副总司令派遣，在豫北建立情报站，接上党内同志关系，联络社会人士，开展统一战线抗日救亡工作。魏文伯向他提供了“王黎夫”这个名字。当下魏梦龄向王黎夫指点，可以到李世璋的一战区政训处去，那里需要人才，而且李先生也是“左倾”人士。王也向魏提供了新乡社会种种人际关系。

李世璋很赏识王黎夫的活动能力，王也倾倒李的人格魅力，从此就投笔从戎，在李手下二科当主任科员，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提高一战区部队抗日战斗力，李主动向友军十八集团军派得力干部前来工作。

彭德怀副总司令将化名关良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将军（毕业于苏联炮兵军校）派驻一战区，任长官部联络处少将处长，并兼豫北游击骨干训练班教官。

王黎夫由王百评介绍参加这个训练班，中国共产党组织关系也转了过去，正式成了朱瑞将军的学生。王百评也被聘为一战区长官部高参。

 “如若说我干‘潜伏、卧底’，引路人倒是魏梦龄，但那时的上线和具体任务尚不明确。此际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总目标是抗日救亡。”王黎夫说。

1938年2月新乡沦陷后，王黎夫随李世璋的政训处撤退到郑州。李世璋因为“左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为蒋介石所不容，被去职，撤销政训处，并召重庆传讯。蒋调他的嫡系黄埔一期学生袁守谦任一战区政治部中将主任。

经历了豫东战役、黄河花园口大决堤（6月）事件后，王对蒋介石嫡系部队大为失望，在李世璋的帮助下，终于离开一战区长官部，投奔其他抗日部队。

1937年（民国26年）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石友三从事抗战。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企图依靠中国共产党扩大他的一八一师，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当年，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爱国人士、进步青年闻风而去，以致石友三部扩大建制成六十九军，任军长。同年5月，任第10军团军团长。同年12月，任冀察战区副司令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8年10月，王黎夫带领19名青年学生到献县投奔石部，任六十九军政治部秘书、科长。政治部长是中国共产党名记者、名报人张友渔。同年底，石友三升任39集团军司令。

1939年4月，蒋以主政华北为条件，密令石友三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位“倒戈将军”又一次反复，屈从蒋介石密令，立刻转为彻底反对中国共产党。他让中统分子臧元俊进行清洗，臧时任政治部长，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政府党，并与八路军不断发生冲突。当时，邓小平离开时曾留下的名单中有王黎夫，从而保护王黎夫免遭清洗。1939年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密令党员全部撤出石友三部。

关于石友三，王黎夫了如指掌。石友三（1891年—1940年），字汉章，吉林省九台市卡伦人。石友三一生中投机钻营，反复无常，曾先后多次投靠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而又先后背叛，当时人称为“倒戈将军”。 对我国的佛教事业，以及文物造成巨大的损害，登封少林寺被他几乎焚毁殆尽，历史责任不容推卸。

1940年4月，石友三在冀南战斗中遭到八路军的毁灭性打击，遂转而投靠日军，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石友三的结义兄弟、部下高树勋不愿做汉奸，遂密谋暗杀石友三。

1940年12月1日，高树勋请石的老长官孙良诚以开会为名，邀请石友三前往濮阳。石友三率一个连的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用麻绳套住石友三的脖子。当天夜里，高树勋命士兵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王黎夫该何去何从？

    在重庆，周恩来指示王黎夫加入国民政府党

李世璋在重庆虽然被解除一切官职，但他没有忘记王黎夫，把王介绍给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的丘学训。丘是广东梅州人，在国民革命军邓演达的总政治部工作，又是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秘书。陈诚不忘邓演达的引路之恩（北伐前陈是孙中山大元帅府邓演达团长手下的连长），因此丘成了陈诚的幕僚，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主任。

1939年6月，王黎夫来到陪都重庆报到，做了陈诚为部长、周恩来为副部长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办公厅调查室二科科员。

这个调查室并非陈诚家底的那个“研究室”，神秘的张振国们“三头六臂”。作为统治机器，民国时期，专政工具机构不约而同几乎都冠于“调查”或者“特务”诸词，什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汪伪“国民政府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76号），延安也有毛泽东、任弼时主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调查研究局”（1941年成立），而中国共产党初期的“中央特务工作科”（特科）更是驰名上海滩。重庆蒋介石独裁，特工机构架屋叠床，这家夹在军统、中统、76号及日寇满铁调查课、梅机关等等多如牛毛特工机构中伸展的官方调查室，在全国各战区都设有调查站，搜集国民政府党直系、杂牌系军队运行，特别思想意识现状的情报，而二科工作就是汇总情报，向陈诚乃至蒋介石递呈。王黎夫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科员，但国军内部一有风吹草动，他便第一时间获悉。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迁入重庆后，加强团结第三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邓演达已于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等中间势力，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曾家岩50号“周公馆”敞开大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邓颖超、徐冰等中国共产党要员在这里接待众多社会贤达，开展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王黎夫基于丘学训搭桥，张友渔转接组织关系，进入了南方局的工作范围。他终于在这幢三层中西合璧的小楼里，见到了久仰大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尽管谈话时间不长，但有两件事，至今仍萦回在他脑际。

“一件是，周副主席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论政策》，是秘密读物，没有印出版书局名号，纸质很差，毛边，里面有毛泽东等领袖的文章，诚如一首歌所唱的那样，‘你是灯塔，照耀在黎明前的方向’，成了我思维与行动的指南。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毛泽东思想，奠定我一生信仰的基础。第二件是，周副主席要我参加国民政府党。我一下发愣了。恩来同志说，我们这个50号院子里不是还住着另一户吗？人家是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刘瑶章先生，正宗的国民政府党要员。这本身是自我保护。你不是国民政府党员，国民政府党军政如何相信你？放心你参加他们的活动？有了机会你如何能擢升，让你掌握或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情报，为党服务？”

王黎夫又说，周恩来要求自己灰色一些，一要做好工作，二要交好朋友，三要隐蔽，不与左派人士接触，口头上要“反对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嘱咐我，四要建好家庭，长期埋伏，为党做好工作。。

这年年底，王黎夫以集体入党方式加入了国民政府党，介绍人就是政治部部长陈诚。从此，王黎夫就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他当然不可能随意去“周公馆”(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或“红岩嘴”（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组织上安排了几位同志做他的接线人。他（她）们都是资深中国共产党党员、精英人物，其中有：

——张友渔，1927年入党的老中国共产党党员，法学家，资深报人、记者，在重庆时曾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生活书店总编辑，“中国救国会”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中华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兼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徐冰，1929年的老党员。河北南宫人，富家出身，排行老三，原名邢西平，连毛泽东也昵称他“邢三爷”。留学德国、苏联。抗战时由延安到重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文化宣传委员会秘书兼文化组长，是周恩来统战工作的得力助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

——钱瑛，中国共产党党内著名“女包公”（新中国成立后任监察部部长、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委副书记）。出身湖北咸宁大商家，冲破家庭樊篱参加革命。1927年的老党员，20世纪30年代初任潜江县委书记，为保卫洪湖中心红色留守根据地，率部以少胜多，阻挠国民政府党军进犯。抗战时在大后方，为组织、训练干部做了大量工作，任南方局川康特委代表和川西工委书记。西南联大总支（袁永熙、陈琏）就是在她领导下开展斗争的。

——冯乃超，创造社同人，著名文化人，侨领，左联领导人。1928年的老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战时在大后方，任郭沫若第三厅中国共产党特别支书记，南方局文委委员，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重庆谈判时为中国共产党方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他是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晓 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