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我国外交战士陈家康
坚持斗争顽强不屈
陈家康1913年生于湖北省广济县(今武穴市)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在革命处于低潮的1933年冬天,他毅然离校去上海投身革命。几经周折,他于1934年加入上海左翼社会科学者联盟,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陈家康于1938年1月奉调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任党员培训班主任,同年3月又调任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的秘书兼英文翻译。武汉沦陷后,中央在重庆成立中央南方局并设统战委员会,下设外事组,陈家康任副组长兼党派组成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最早设立的外事机构。陈家康从此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始从事党领导下的外事工作和国内外的统战工作。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41年1月上旬,他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妄图消灭共产党领导下的坚持在华中抗日的新四军。陈家康在周恩来领导下和外事组人员一起频频向平日有交往的中外记者、外国驻华使馆的人员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这时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报纸被扣,营业部被捣毁,陈家康随周恩来去找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向有关当局反复交涉,终于要回了被扣报纸。
由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坚持执行反动政策,在正面抗日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其统治区则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横征暴敛,民怨沸腾;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军民同甘共苦,团结一致欣欣向荣的局面,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导致国民党统治区人心向往,许多民主人士、中外记者纷纷要求前往革命圣地延安访问考察;反法西斯盟国美国官方人士也要求到延安了解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多年的陈家康曾广泛接触中外人士,交了许多朋友,在1944年4月奉调回延安,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接着同年7月,美国官方代表包瑞德上校率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考察,这是我党与美国建立官方关系的开始,也是首次与西方国家的官方往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事组,陈家康成为其成员之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初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由重庆移到南京。我党在南京、上海设立办事处。陈家康在南京中共中央局外事委员会联络组和上海工作委员会工作,并担任中共上海发言人,时年33岁。
据《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记载,陈家康在沪的八九个月期间发表公开谈话57次。这些发言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切中要害,宣传党的主张和和平诚意,充满力度。毛主席对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上海坚持斗争非常关注,经常了解代表团发表的言论。他在一次亲笔写发的电报中,专门提到陈家康在上海发言时说:“家康发言很好”,“现时一切所为均在指出分裂责任在彼而不在我,所见甚是”。这给坚持在宁、沪斗争的同志们以极大鼓舞。
走出国门广交朋友
1945年,陈家康以秘书身份随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共代表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经过同国民党的斗争第一次以公开身份登上世界政治舞台。在董老的主持下,陈家康和章汉夫、徐永瑛一起在与会期间撰写了3万余字的《中国解放区实录》,译成英文发表,向全世界介绍中国解放区的真实情况。
当年11月,陈家康赴伦敦出席世界青年大会,被选为世界青年联合会执行委员。这是中国抗日根据地青年代表首次和世界青年接触。从此展开了一系列在世界青年中的活动。
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陈家康撤回延安后奉命代表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出席1947年6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一届世界民主青年大会,会上他当选为世界青联执行委员,并留在世界青联工作。1948年春,他参加了世界青联派出的代表团,出访芬兰、瑞典、挪威、丹麦等国,广泛向各国青年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情况。
参加开创新中国外交事业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陈家康1950年调任亚洲司副司长,1952年任亚洲司司长,1954年任部长助理兼亚洲司司长,直到1956年出任我国驻埃及大使。
亚洲工作是外交部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截至1956年底,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26个,其中已建交的亚洲国家9个,还同当时尚未建交的8个亚洲国家广泛开展了民间友好往来。这些对打破美国企图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地位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我国对亚洲国家“睦邻友好”政策,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依据周恩来主持下充分讨论,集中大家的意见和建议,由陈家康起草,并经过周恩来审改定稿报中央批准的。
在这个时期,陈家康曾随同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重要的出访有:一是1952年为加强中苏两国友好合作,以外交部顾问身份访问了苏联;二是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1954年苏、美、法、英、中5国为解决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三是仍以代表团顾问身份,参加了1955年由29个亚非国家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会议,讨论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次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提出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中国首创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和延伸。
万隆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迎来了亚非国家建交高潮。埃及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1956年6月,陈家康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大使。其间埃及与叙利亚一度合并简称阿联,他既任大使,又兼任驻也门王国公使、阿拉伯也门共和国首任大使,后又兼任驻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大使。直到1965年奉调回国,他一共担任了近10年大使。
1956年7月,陈家康去埃及到任时,正值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我国政府旋即发表声明,支持埃及这一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10月底,英、法、意3国悍然发动了入侵苏伊士运河区域的战争。开罗处在侵略者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下,陈家康率领使馆全体人员沉着冷静地坚持工作,及时向国内报告情况,正确地执行了我国外交政策及国内的各项指示,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发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美英军队分别入侵黎巴嫩和约旦,企图武装干涉伊拉克。陈家康不顾危险奉命立即赴巴格达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他建议下,我国政府当即表示支持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斗争,中伊两国很快就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陈家康10年大使任期中,1960年6月30日刚果(现名扎伊尔)宣布独立。殖民主义列强不甘心放弃在这里的既得利益,企图进行武装干涉。刚果总理卢蒙巴倡议召开非洲国家外长会议,寻求各方支援。8月24日,在开会的前一天,周总理电令陈家康以观察员身份克服一切困难尽速前往参加。陈家康等人奋力排除某些势力和台湾当局设置的障碍,几经辗转乘机飞抵刚果,离会议结束不到一小时到达会场。在会上,他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刚果人民和所有非洲国家人民反对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与此同时,陈家康向国内建议,经毛主席批准,在北京组织了50万人的游行声援活动,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亲自发表讲话,声援刚果人民。
在距亚非会议8年之后,1963年12月至1964年2月,周总理在陈毅副总理陪同下访问非洲,以埃及作为访问的第一站,连续访问了13个国家,所到之处无不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热烈的欢迎。这次出访促进了我国同这些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这也凝结着包括陈家康在内的我国驻非洲各国使馆领导和全体人员的辛勤工作的成果。1971年10月26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这是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提案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阿拉伯国家。这是可以告慰陈家康同志英灵的。
陈家康从事党和国家外事外交工作,前后共30年。1965年底,他在大使任内奉调回国,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迫害,1970年7月7日不幸心脏病发作,未能及时得到救治,这位外交战士含冤离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于1980年6月28日,外交部党组做出了对他的平反决定,推翻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于1983年4月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
人有生离死别,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是永不泯灭的!
《人民日报》 (2003年04月13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