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壮猷与勾践剑
一件埋藏地下两千三五百年的国宝级的文物、一柄真正的王者之剑的身份终于认定,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大讨论也圆满落下帷幕。学者们的书信被编成《楚墓通讯集》,永远记录下这段考古史上的佳话。而这也是方壮猷晚年学术生涯中的最为辉煌的一页。四年以后,一代学者方壮猷被迫害病逝。
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湖南湘潭人。据我父亲吴其昌的介绍,年轻时的方壮猷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於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纪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华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而已矣。”父亲说他:胸怀大志,“为磊落慷慨奇男子,然外又以和易隐之,温柔敦厚,人目之为妇人女子,君笑颔而已。”“得于诗教者独深”。奇怪的是,父亲总把他当弟弟看,“与余同年,日月后于余。故其亲予也,亦殊异于他人云。”但我从克立教授给我的《方壮猷传略》中得知他比我父亲足足大了两岁。这也可看出方壮猷平时为人的谦逊温和。
方壮猷在清华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锋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他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我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方欣安的名字就在那时。一天,父亲和母亲说起在北平时与宾四(钱穆)、欣安等同游长城的趣事,两人大笑,父亲顺便提到:“欣安从法国回来了,景况还不好,我对某某说了,请他来武大教书。”又过了些日子,方携全家来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来客,都在客厅接待,除非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才请进书房查书。而这方伯伯初次来访,略事寒暄,父亲便把他让进书房,留下母亲陪方伯母在客厅聊天,我则和克强、克定兄弟在地毯上玩“过家家”。过了许久,我们的游戏角色已经变换多次,我已想不出新鲜花样了,他俩才从书房出来。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欣安全家刚来,人生地不熟,你多陪陪方太太”,又叮嘱我多和克强兄弟玩。正好他家和我家同住在新二区,所以,从珞珈山到乐山,我们两家来往一直较多。记得1937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老同学戴家祥出川,特意到珞珈山探望,方壮猷设宴,父亲作陪。过了一月,日寇入侵,平津陷落,一大批文化人逃出北平南下,叔叔吴世昌夫妇也来到我家。一天,沈从文、杨刚、萧乾同来我家访父亲和叔叔。父亲专门从汉口订了“北平烤鸭”,也请方壮猷作陪。这很可能是我第一次吃烤鸭。那次宴请使我现已八十八岁的表哥徐璇(人民大学教授)至今齿颊留香,认为现在只有一些酒家的“精品烤鸭”差可比拟,并对我的无知健忘深为遗憾。我则一直搞不明白那时从汉口到珞珈山,是怎样保持烤鸭的嫩脆的。
方壮猷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治学的一种方法,受益匪浅。
父亲去世以后,方壮猷在其撰写的《吴其昌教授事略》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改善教授的生活境况,“顾自入蜀以来,物价指数率增至三五百倍而有加无已,大学教授薪津所得,远不逮贩夫走卒之差足温饱。学课之余,卖文售艺,力竭声嘶,犹不足糊口腹,赡妻子,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批评当局对“既成之才,弃之若敝屣,悉任其贫病潦倒”,并列举武大抗战中死去的教授:“前乎君者,既繁有徒(武汉大学教授先君而卒者为郭泽五、王远□、黄方刚三君,其余讲师助教死者尤多),踵乎君者,恐更将接十连百而未已也!是岂国家前途之幸哉!”我记得,在我父之后,又有萧君绛等教授相继病逝。直到抗战胜利复员之前,方伯伯对我家这流落异乡的孤儿寡母曾多加关照,至今我铭刻在心。方壮猷继我父任武大历史系主任。解放后,调任湖北省图书馆、文物管理领导职务。1983年,我公出武汉,特到珞珈山访旧,问及方壮猷夫妇,已含冤故去多年,空对旧居,惟有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