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陈邦杰在参加华南的林垦调查归来后，即在教学之余，忘我地投入苔藓植物的研究。鉴于国内植物学课本及科学文献中，存在着以Hapaticae为苔以Mosi为藓，或以Hapaticae为藓而以Mosi为苔的混乱现象。他在1952年将多年来所积累的有关解决这一问题的研究资料整理成《苔和藓名称的考订与商榷》一文，发表在中国植物学杂志第4期。该文认为苔和藓的字源和系统演化都难以作为确定名称的依据，因而提出采用出现最早的，并在大多数课本和文献资料中出现的以苔为Hapaticae以藓为Mosi的建议。这一建议为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所认可而采用，扫除了苔与藓名称混乱的困扰。

陈邦杰认为，要发展苔藓植物的研究，仅靠自己单枪匹马是不行的。于是谋思如何在建国后的大好形势下加速发展的办法，并积极采取了实际行动。

首先是大力宣传研究苔藓植物的重要意义，以引起植物学界的重视。其次是培养从事苔藓植物的教学和科研人才，扩大研究队伍。另外，还要同时进行研究条件的物质建设，即积极进行资料和标本的搜集。

当时在我国大、中学植物学课本中有关苔藓植物的内容，都是按照国外课本选用土马鬃作为教材。然而，土马鬃不仅不能体现苔藓植物的普通形态特征，并且在我国平原地区不易见到。因此他写文建议改用葫芦藓（Funaria hygrometria），并且积极参与了有关教学参考资料的撰写活动，撰文介绍苔藓植物的特性，苔藓植物研究对阐明植物学基础理论的贡献，与研究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细胞学、遗传学的关系，以及与森林发育和经营的关系，还着重指出研究苔藓植物，也是人类在征服自然、利用自然的一个环节。他曾协助北京大学鉴定苔藓植物教材，赠送北京大学植物学系苔藓标本60种。由于他的多方宣传和努力，促使不少大、中学师生对苔藓植物产生一定的兴趣，经常采集标本请他鉴定，或请求帮助解决教学上的问题。对此他都热情地给予帮助。他指导下的苔藓植物野外调查也在各地区的植被普查队和林业调查队中广泛开展，为我国苔藓植物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极其有利的形势。

为了扩大苔藓植物研究的队伍，1953年起，陈邦杰就接受了其他学校派来进行短期进修苔藓植物学的教师。1954年正式承办由教育部委托开设的苔藓植物的进修班。在培养人才方面，他特别重视对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强调要亲自采集、观察和鉴定标本。要求学生“要从标本鉴定入手，一步一个脚印，不能好高骛远”。在进修班中，除讲授苔藓植物学的基本知识外，还亲自带领学员们前往各山区采集标本。回来后，在他指导下各自整理标本，查阅文献资料，进行标本鉴定。这样，既让学生学到了研究方法，也培养了独立工作能力和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他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许多人已成为教授级的苔藓植物研究与教学的骨干和专家。由于后生辈出，中国苔藓植物研究工作队伍日益壮大。

陈邦杰为发展中国苔藓植物研究的第三条措施是加强物质建设。1956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与南京师范学院合作，在南京师范学院校园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苔藓植物标本室。将历年来所积累的标本、文献资料集中在标本室中，并整理出一套资料卡片，为研究苔藓植物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除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苔藓植物研究人员长驻标本室工作外，其他各地的研究人员也都经常在标本室工作。标本室的标本和文献资料也不断地增加。在陈邦杰逝世时，仅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就收存标本46000号左右，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30年搜集标本总和的4倍。此外，还有与国外交换的和赠送来的标本及文献资料。在他过世后，苔藓植物标本室所有的标本、文献资料都由植物研究所接收，移往北京。他私人的标本、藏书和手稿也遵从他的遗愿赠给植物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