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不要忘记邓均吾。中国新诗也不要忘记邓均吾。
        邓均吾(1898—1969）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新诗，散文，文学翻译以及旧体诗词。他还是文学的组织家，活动家。当然，他主要是一位诗人，早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是当年创造社在国内发展的首批社员之一。
        对于重庆，邓均吾、柯尧放、朱大丹、叶菲洛等等都是重庆新诗发展史上的早期诗人。叶菲洛曾写道：“我写诗十年，无论在我的生活的支持上，诗的精神和技巧的修养上，使我首先不能忘却的，便是我的老大哥邓均吾。”
        邓均吾曾以“默声”作为笔名。的确，他一生默默做事，不尚功利。郑伯奇说青年邓均吾“很文静，喜欢沉默”。邓均吾一生中几乎没有写过任何有关自己的文章。但是，一位文学家的贡献、一位诗人的份量终究应该是以他的作品作为依据的。
        邓均吾写诗几乎与新诗的发生同步。郭沫若这样评价邓均吾的诗：“他那诗的清醇，在我当时所曾接触过的任谁一位新诗人的新诗之上。”邓均吾的诗清新流丽，音韵谐美，他在早期有一首《琴音》：
        是哪儿的琴音，
        偷渡出那一抹幽林?
        袅袅的音波，
        随风荡漾，
        沁入我岑寂的深心。

        林边的月儿
        你可也伫立在听？
        七个诗行，清醇的诗!这就是邓均吾的琴音：纯净，婉转的心波，沁人心脾的诗韵。
        而且在早期诗人中邓均吾是比较注意诗体建构的，这很难得，尤其是他处在主张“裸体美人”的郭沫若的影响最盛的时候。他的古典诗词修养和外国诗歌修养在这一点上也许发挥了很好的合力作用。我以为对这一点，后来的研究者应当予以充分的研究和到位的评价：
        我曾见草木苍时江水变黄，
        我曾见草木黄时江水变苍，
        而今已是两度了，这单调的循环，
        只是我依然停滞在苍江上。
        这是《漫步》里的一个诗节，从音顿，从音韵，从诗形，读者大概可以认同我的意见吧！
        早期新诗是有“非诗化”倾向的，强调“情”，主张“写”，以“自然”作为评价标准，郭沫若主张的“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颇有和者。重新重视诗美和诗体建设是历史的必然。最先提出问题的是留法的成都人李思纯，他的《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1920）说：“我认为诗的形式，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与诗的艺术，有着甚深的关系”，“诗的外形，诗的外象，即是所谓形式问题”。他不赞成“美在内容而不在外象”的观点。此后，好几位诗人都发表了这方面的意见。陆志韦写道：“诗应切近语言，不就是语言。诗若就是语言，我们说话就够了，何必做诗？”郑伯奇也说：“形式上的种种限制，都是形式美的要素。”刘半农更提出了系统主张。闻一多则是中国新诗从“破格”到“创格”的转折点上的人物。邓均吾没有发表理论性的意见，但他应该是早期的洞察者和实践者之一。
        邓均吾是文学活动的组织家和活动家，他是开拓早期新诗和领导重庆文学事业的“一粒砂金”。
        早在1922年，他就和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一起编辑《创造》季刊，是四位编辑之一。1923年，他又和郁达夫、成仿吾一起编辑创造社的另外一个重要刊物：《中华新报》的文艺副刊《创造日》。郁达夫去北京大学后，《创造日》就由两“吾”主持其事了。在《创造十年》里，郭沫若对这一时期的邓均吾多有回忆和赞赏，他说：“在编辑所里有一位四川人邓均吾，这要算我在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创造日》时期是邓均吾创作的多产期。《创造日》出版了101期，他在上面发表诗歌或翻译的就有87期之多。1922年，邓均吾同时还和在上海读书的四川老乡林如稷、陈翔鹤等发起组织青年文学团体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
        1924年以后，他就基本在重庆了，一直到建国以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副主席等职务。
        可以说，在重庆，这样的诗人实在是不多的。忘记他是一件不明智不光彩的事。
        遗憾的是，1998年重庆出版社才出版了《白鸥：邓均吾早期诗选》。在20年代邓均吾就编就了诗集《白鸥》，由于当时动乱的时局，未能出版，以至于“白鸥”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才飞到我们面前。此前，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也曾出版过《邓均吾诗词选》，但是忽略了邓均吾最重要的早期诗作，所以难以算作精本。值得庆幸的是，现在《邓均吾诗文选》终于得以问世，比较全面、丰富地收入了邓均吾的诗文，这是一件盛事。
        邓均吾长期在重庆，是重庆无可争议的文化名人，重庆人也应该为邓均吾自豪。
        “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这是我掷笔时想起的唐人杜荀鹤《小松》里的诗句。

来源：（重庆政协报    吕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