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为什么事与愿违，总是留下无法实现的遗憾。
        事实也证明张仲鲁这个单枪匹马的清华牌，尽管竭尽全力，想立足河南大学有所作为，但是最终下场，正如他自己的哀叹：“我三去河南大学，时间虽都很短，然当时的内外矛盾和斗争都是相当复杂和激烈的，现在把他如实记录下来，亦可观到旧社会教育界的肮脏腐败之一斑，对后代亦有一定教育意义。”
        细究这些利益团伙为什么不能容清华、北大精神落户呢？河南大学流传过这样的版本：“像那田培林、姚从吾到处广揽名师……把钱穆、郭绍虞等都请来了，还要请冯沅君、陆侃如……这个学照这样办下去，别说有人在河南龙头老大的地位难保，更是有人难以在大学‘混’下去了”，这种人学生曾送绰号为“字纸篓”。当然，学识不足又不努力，学术上拿不出成果又不愿安分守己者，这“捷径”唯有狐假虎威依附、投靠当权的政治势力了。
再如，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阐明了这个问题：“学校的任务，基本上是传授知识，大学尤其是如此。一个大学应该是各种学术权威集中的地方，只要是世界上已有的学问，不管它什么科，一个大学里面都应该有些权威学者，能够解答这种学科的问题。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谁有知识，谁就在某一范围内有发言权，他就应该受到尊重。《礼记•学记》说：‘师严然后道尊’，所尊的是他讲的那门学问，并不是那某一个人。
        张百熙、蔡元培深深懂得办教育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接受了校长职务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为学生选择名师。他们也知道，当时的学术界中，谁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先把这些人物请来，他们会把别的人物都召集来。张百熙选中了吴汝纶。蔡元培选中了陈独秀。吴汝纶死得早了，没有表现出来他可能有的成绩。而陈独秀则是充分表现了的。”
当然，和河南省、河南高等教育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冯友兰先生，虽在几次三番邀请下因种种原因没有再回河大，但是冯友兰提出“学校是一个‘尚贤’的地方”，是反对搞派系斗争的。如果笔者没有估计错的话，冯友兰看似不经意的在《三松堂自序》中，却留下了为其教育思想“正名”的伏笔。
        其实，在上个世纪初创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源头上，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的办学宗旨“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未有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就和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立足培养留学海外人才、引进西学、强邦强省的图腾一脉相承。而河南教育界从1919年张鸿烈持掌教育大权后，却背离了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办学方向，在拉杆子、搞派系中逐步远离了大学精神，以至使河南教育界淡忘了二十世纪初河南教育观念领先的地位。曾几何时，就要借助北大办学精神为河南教育进补健体了，这本身就是河南教育的一大悲哀！
张仲鲁文中所指派系“均已次第形成”，毫无疑问指的是在张鸿烈身边的师大派、武高派基础上招兵买马长期把持校园的“元老派”。文中一句“北大派与他素有矛盾”道破了第一波斗争的历史根源，第二波斗争的起因与焦点，也注定了贯穿第三波斗争的核心。
……
        第三波纷争拉开序幕时，迎接田培林、姚从吾校长的是，1946年春酝酿的借河大教授会名义、部分教授的“罢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