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 1927到1955的近30年岁月中，美国华侨教育家陈其瑗先生与致公堂元老司徒美堂先生结下了患难与共的战斗友谊。两人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各不相同，但为了追求祖国的独立自由和繁荣富强，却走到一起来了。不论在美国三藩市、纽约和香港、北京，风云激荡，历史巨轮向前飞奔，政治环境不断变换，两人都能相濡以沫，共同前进，最后安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受到海内外华人的尊崇。

不佞曾先后在两老身边工作，缅怀往事，浮想联翩。

陈其瑗先生，字志璩，广东南海人。 14岁就读于广州“广东省高等学堂”，因著文反对“君纲、父纲、夫纲”的《破三纲论》而被逐出校门，陈老认为这不过是“白虎通”伪造的邪说，应予斥破。1903年陈老考上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矿冶系，立志“矿业救国”而负笈北京。经历了民国初年各种政治动乱，觉悟到“非革命则矿业无望”，于是南下广州。北伐前，与廖仲恺一起，为孙中山的革命政府筹措军饷。一次，敌军打到了广州瘦狗岭，守军因薪饷无着，不愿出力作战，形势危急。孙中山下令广州市府筹款10万元，省财政厅筹款5万元，大元帅府财政部(陈其瑗主其事)筹款1万元，作为劳军之用。陈其瑗为筹款通宵奔走，只从粤汉铁路总理陈兴叹处借到3000元，广州某银行借到3000元，尚欠4000兀，由陈的全部存款中拿出，才交了差，劳军的款有了着落，广州转危为安。

1924年，省港大罢工期间，陈老还与张香谱、吴在民一起创办了“广州国民大学”，担任校长。

1927年，广州大革命失败后，陈其瑗作为国民党的“左派”，与毛泽东、萧楚女、恽代英、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等，被南京政府蒋介石下令通缉，“黑名单”到处张贴(这份油印黑名单原件存在陈老手里，我曾亲睹)。陈老当时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于是匆忙赴港，与妻儿告别，流亡在美国三藩市、纽约达17年之久，直至抗日胜利，返回香港创办“达德学院”。这17年，多灾多难的祖国经历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1933年冬福建事变，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是中华民族“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吼声”，救亡图存，抵抗外侮的伟大历史时刻。海外华侨热心捐款，支援抗战，也是陈与司徒两人在美国共同合作，团结华侨，一起奋斗的17年。

据司徒老回忆，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在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特务机关与蒋帮串通，不断加以恐吓和迫害。陈其瑗教书、当编辑、搞翻译都受到干扰，不得已去船厂当工人糊口，美国当时发生经济恐慌，个人生活相当困苦。陈其瑗和司徒美堂两人是在“九一八”之后才认识的，因抗日工作关系，过从甚密。一般从国内来的爱国进步人士由致公堂照料的场面，如欢迎蔡廷锴、杨虎城、陶行知等人，陈老常常参与活动。

陆璀女士回忆司徒美堂时提到：“ 1936年11月，记得我们到纽约不久，长期旅居美国的陈其瑗先生就陪着陶行知和我，去拜访司徒美堂先生。从陈其瑗的话中，我们了解到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富于爱国精神和主持正义的老人。由于方言不同，对话时要经过陈其瑗先生的翻译。”

当年，通过陈老的努力，冀贡泉、冀朝鼎父子、余光生、林棠、陈厚父和唐明照、张希先伉俪等人，加强与致公堂的友谊联系，起过良好作用。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是通过友人的帮助，“华人衣联会”和纽约华侨日报的宣传，司徒美堂和致公堂以及安良堂的兄弟，才慢慢领会，身体力行的。

“君子爱人以德”，美老晚年对我讲述，“陈其瑗先生为人正直，学富五车，讲大道理头头是道。我是少年失学，知识有限，听他谈心，豁然开朗。这种政治上帮助，我是大德难忘的。”由此可见，美老对陈老风格的推重，是由衷之言。

余生也晚，抗战胜利后，才在香港结识了长髯飘然、一身书卷气的广东省著名教育家陈其瑗。那时，他在九龙青山道借用蔡廷锴将军的别墅，筚路蓝缕，创办达德学院，为建设新中国而培育海外华侨青年。教授中有千家驹、沈志远、陈此生、邓初民、茅盾、郭沫若等，皆国内硕彦，名震一时。可是，这种“左倾”学院，也叫香港教育当局为之“寝食难安”，终以种种借口封闭。

没有多久，解放战争胜利在望，陈老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自港秘密乘船北上，同赴解放区。行前，他“立誓蓄须，到新中国成立才剃去”。于是，陈其瑗“剃须贺国庆”的美谈传颂京华。

建国初期，北京本有恢复暨南大学、由陈其瑗出任校长之议，以种种原因未能实现。此后陈老改任内务部副部长、红十字会委员等职，并被选为全国侨联副主席、北京市侨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真至 1969年“文革”期间去世。

陈其瑗先生 1959年73岁时，由董必武先生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去世时，上缴党费5万元。陈老热爱劳动，他在美国当工人时用过的那套工具随身携回，身为国家部长，但他家里的家具、水喉、电灯等发生毛病，都亲自修理。院前手栽葡萄，每年收获500斤之多，用以赠友。他常用“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话，勉励后辈。其公子就以“行健”命名，抗日时在重庆执业律师，并当大学教授。

话分两头，抗战胜利， 1946年，司徒美堂高兴地自美返回南京，打算参加祖国建设，因国共和谈破裂，内战爆发，蒋介石单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美老乃愤而登报，离开上海，悄然赴港，住在半山区，闭门不出，心情苦闷已极。早于1945年已经回到香港的陈其瑗先生闻讯，多次走访，以老友资格，深入谈心，相濡以沫之情，使人感动。最后，美老于1948年8月12日毅然假座建国酒家，招待记者，发表国是主张，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上书毛主席，反对蒋介石，拥护召开新政协、组成联合政府主张，然后再回美国，团结侨胞，支持解放战争。天翻地覆，物换星移11949年9月人民政协开幕之日，美老与陈老两人，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再度欢乐重逢!

此后，两老同居京华，并同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美老住在紫禁城边的北池子 83号四合院，陈老住在西皇城根恭王府内务部的大殿。解放初期，会议很多，时时见面。如无开会，每逢周末或星期日，陈老常常驱车来访，一同晚饭，共话美洲侨情。

回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等率领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举行奠基礼时，我是随同陈老与美老共坐一车从新华门出发的，两老缅怀革命先烈，都表情庄肃，两眼淌有泪水，想见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百年革命的艰辛悠长，至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真是欢欣鼓舞 !

两老都具有坚强的革命意志，能人之所不能、反弱为强的历史故事，使我心折。

原来 1904年(光绪三十年)陈老在“京师大学堂”读书，本是“文弱书生”，常常闹病，精神很差。后来发狠心锻炼身体，在朔风凛冽、风雪漫天的清晨，别人还在拥被高卧，他就起床进行运动，运动过后，“咬着牙根”用冷水淋浴，弄得全身热气腾腾，才去上课，如是两年，持之以恒，初时人以为狂，说要把他冷死，但他不为所动，坚决以赴，体格从此有了根本转变，反弱为强，60年而未衰。

美老从小丧父，家里无以为生，常受人欺侮，从此发愤图强，苦练武功，手持一棍， 10人莫敢近。在美国当厨师时，美国流氓吃霸王饭，不给钱还要打人。美老召集血性男儿，三手两脚将流氓打翻，抛到街上，自此流氓不敢再来闯祸，华侨饭店得以相安无事。

陈老的学习热情很高，学习范围甚为广泛。从民政工作、华侨事务、教育理论、宗教问题 [255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他都有精辟见解。对于英语则能说、能写、能译。1944年联合国在美国三藩市筹备成立，陈老就为中共代表董必武担任翻译工作，陈老有高度的自学精神，可说是锲而不舍。解放之初，年纪大的人，听首长报告、开会讨论或学习发言，还不大习惯记笔记。他则每听必记，用端正秀丽的蝇头小字，写在日记本上。陈老说：穷年累月，这种笔记就装满了二个皮箧，不特备忘，而且成为“知识的源泉”，一一研阅，什么学问都有。初时有人笑他“每事必记，有如中学生”，他却甘以“小学生”自居，决不懈怠。

1959年陈其瑗先生已经73岁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报上登载了这个新闻，亲友也纷纷函电祝贺。

1968年6月1日，陈老因病逝世，董必武先生悼之以诗，诗云：

陈其瑗同志千古

高年过八十，病竟夺其生。

衣食皆从俭，工薪总拟轻。

风云世界变，金石诺言诚。

到老三篇学，心同张白贞。

董必武敬挽

1968年6月1日

按：原件由陈其瑗夫人黄月英保存，我亦曾目睹。董必武为陈老之人党介绍人。

美老只读过四年私塾，举笔未能成文。但喜爱小说，记忆力强；朋友初见一两次，别后几十年都能道出姓名。关心时事，每晚睡床前，都用放大镜阅读《参考消息》，脑溢血前夕，仍在看文件。为人处事甚正，决不徇私；急人所难，决不推却；豪侠仗义，不畏强暴；服从真理，死而不悔。真是顶天立地的一条好汉。陈老对美老的优点，亦至为佩服。美老 1955年5月在北京逝世公祭时，追悼会上由陈老报告美老“生平事略”，可谓相得益彰，非常恰当。

我随陈老在内务部及全国侨联北京市侨联任编辑、秘书工作十多年，他老人家对我爱护备至，可谓“忘年之交”，推心置腹，什么都能谈。三年困难时期，他对我及我儿女的生活至为关心，他自奉甚俭，但也用稿费请我上馆子。“文革”一来，思想上毫无准备，他也受不起这样荒唐的“大字报”的冲击，极端难过，找我一吐心头积闷，我虽已被批斗，反而劝老人家冷静处之，以待运动后期的正确处理。

使我毕生抱憾的是，陈老 1968年6月在北京逝世，我被关在中侨委牛棚，不得自由，无法与遗体告别。多年之后，与陈夫人黄月英女士重逢道及此事，我只有号哭一场。这样的浩劫，中国此后不能再有了!

寄寓海隅，敬怀哲人，我当自知奋勉，图报厚恩。 1987年北京举行陈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因未接通知，无法参加。1988年举行美老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纪念时，我是飞京赴会了，还到八宝山瞻仰了美老和陈老的灵堂。两老在美国奋斗半生而归宿于北京八宝山，是爱国华侨的好榜样!

日月不居，很快又到 1997年陈老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时候。1997年7月1日，也是香港回归祖国的重大历史时刻。“洗雪国耻，振兴中华”，这是陈老和美老生前对我告诫最多的一个话题，如今得以实现。爱国的先烈，九泉之下，也可瞑目。

1996年11月24日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