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造反派又闯进了他的家。
“王世英！站起来，交待你的罪行！”一个领头的高声喝道。接着，一片叫嚷声喧响起来。
坐在椅子里的王世荚瞪了一眼面前的人群，把眼睛慢慢闭上，像座石雕一样，纹丝未动。
“你，我让你不吭声！”一位造反派上前当胸把他揪住。
王世英睁开眼，看清了眼前揪着自己的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突然，他恼怒了，一把拽住小青年的手，猛力一甩，挣脱说；“小子，你来这，你爹妈知道吗？瞧你这副模样，我要是你爹妈，非打死你不可！”
小青年一时愣住了，扭头看了一眼领头的，领头人见军心眨眼间被动摇了，“忽”地蹿上前去，挥起巴掌，“啪”地打在王世英脸上，“你他妈还敢猖狂，我让你瞧睫造反派的厉害！”说着，“啪”又是一掌。

到底过了多久，他才醒过来，他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挨了造反派两巴掌。他摸着脸上的掌印，心里淌出了苦涩的泪水。这位1929年入党、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长，现任中央监委专职委员的老革命，有生以来，这是他第三次遭到毒打。第一次是在1927年“四．一五”广州反革命政变时。那时，他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主任，正奉命在广州买手枪。政变开始后，他急忙往部队赶去，半路遭遇敌军，被当作共产党嫌疑犯逮捕，在监狱里关了3个多月，后被同学营救出狱。就是在这里，他遭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毒打。第二次是在1929年。那时，他按照党的指示，潜入阎锡山部队，积极开展反蒋宣传。结果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敌人严刑逼供，始终没有抓到确凿证据。这两次毒打，都是敌人所干，非但没有使他屈服，反使他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想不到这第三次毒打，却是被手里捧着红彤彤的领袖语录，臂上佩着红艳艳的“革命”袖章，嘴里喊着“革命’口号的人所为。难道这就是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伟大所在吗？
他难过地埋下头，悲愤的泪水渗过了支撑着脸颊的手指缝。
夜深了，干燥得好像一把火就能点燃的空气里，不时地传来阵阵口号声。躺在床上的王世英，两眼盯着屋顶久久思考着，回忆着这场恶魇。

运动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跑到王世英所在的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王世英见到康生时，康生笑容可掏地说：“这次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委托审查干部。”
王世英看着眼前这位居心叵测的人物，什么话也没讲。他预感到在自己的周围将有一场激烈的搏斗。
果然不久，他被劈头盖脸地扣上了“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结党营私、招降纳叛”等一大堆帽子。
1966年9月，中央监委的造反派在他家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大幅标语。不几天，又下了禁令：“你今后不准外出，不准会客，不许和外人来往、打电话，不许……”
这期间，中监委成立了“王世英专案组”。他们不断把他叫去“谈话”。
“1936年，刘少奇派你背着中央到南京和蒋介石谈判，你干了些什么？”
“全是捏造，我没有背着中央和蒋介石谈判过。”王世英回答。
“胡说，有人证明！”
“那让他证明好了，我不怕！”
“你30年代在上海、天津特科时，收罗了多少叛徒，都是些什么人？”
“我没有收罗叛徒，我手下都是些好同志。”
“不对，你本人就是叛徒！”
“不，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
“你……”
“我要见康生，有话要问他I”王世英要求。
“不行，康老不见你。”造反派蛮横地拒绝。
这样的审问，每天要进行多次，但每次都是这样的结果。造反派恼火极了，加紧了对他的批判。今天，这出大打出手的闹剧便是这种批判的升级。他记起了造反派在自己昏昏沉沉中掷下的一句话：“老家伙，不服改造，死路一条。”他猛地坐起身，用手把床铺“啪”地一拍：“来吧，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点东西。”他决心在这正义与邪恶搏斗的关头，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纯洁。
 
 
频繁的抄家，疯狂的、侮辱性的批斗，使王世英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被批斗时，他强忍着肉体的痛苦，挺直—个共产党人坚强的身躯。头被压下去了，硬抬起来，又被压下去了，又挣扎着抬起来。批斗后，他面色苍白，满身浮肿，手脚不住颤抖，坐在椅子上艰难地喘着气，但他的眼里喷射着愤怒的火焰。他看到党和国家到了最危险的关头。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世英很久不能入睡。他对守护在身旁的儿子王敏清说：“在我死之前，很想见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儿子说，“爸爸，现在你成了这样，造反派又管制得这么紧，怎能见上总理？”
他艰难地说：“要想办法，一定要见到总理！”
看着爸爸虚弱的身体和焦虑的眼光，敏清立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了爸爸想见到总理的急切心情。
此后，王世英便时时惦着那封信。每当有人敲门，他立刻挺起身问：“是总理派人来了吗？”
他没有想到，那封信根本没有递到周总理手中，而是落入江青、康生之手。他遭到了更加残酷的迫害，康生等人的卑劣手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67年7月，在阴郁中受煎熬的王世英得了肺癌，住进北京医院。但造反派不但禁止家属护理，而且在病房中对头颈严重浮肿，卧床不起的王世英继续批斗，甚至辱骂他是装死狗，揪住他的头发晃来晃去，把他的病床摇起来放下去，再摇起来，再放下去……
王世英的处境越来越恶劣，前来探视他的敏清看着父亲的惨状，心如刀绞，止不住热泪横流。他迫问父亲；“爸爸，究竟是谁在陷害您，为什么？您一定要告诉我。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王世英看着儿子：结实的身材，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眼睛里闪耀着犀利、坚毅的光芒。他如同看到自己年轻时的身影，儿子正在成热起来。他终于开口了，把憋在心里的秘密讲了出来。
 
 
那是1938年发生的事情。
当时，他奉党中央之命，结束了在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白区工作，携家调回延安。他享受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同志间诚挚的友谊。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党内有一种很不正常的情况。从白区回来的同志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驱逐出根据地，有的不被信任，不安排工作，就连他自己也被冷落在招待所不给工作。他为此迷惑不解。
严酷的事实，使他感到很大的苦闷和痛苦，他终于抱定老主意：不管怎样，我对党该说的还是要说，该讲的还是要讲，为维护党的纯洁，宁可自己受委屈，也心甘情愿。
于是，他提出要见毛主席。他向毛主席汇报了自己的情况，谈了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还向其他中央领导讲了康生的情况。不久，在延安第一期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时，他向同一小组的同志们揭露了江青的历史。
 
 
1942年，他由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调回延安。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帮助审查干部。1943年下半年，康生掀起了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大批好同志遭受诬陷迫害。在一次支部会上，王世英提出运动有些过“左”，应该赶快纠正。没想到当即遭到几个人的反对。
“你敢把你的意见给中央写个报告吗？”有人威胁说。
“敢！”他拍案而起，“有什么不敢？为了党的事业，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同志受委屈而不管！”他清楚自己这样做的后果，可是，这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毅然向毛主席、刘少奇、康生3人写了一份报告，说运动已经发展得有些过“左”，请中央纠正。他拿过去的事实，为己被指定为特务的童陆生、余宗彦、白天(即魏巍)、周峻烈、钱来苏(民主人士)等人申诉，还表示愿意以自己的党籍来担保，尤其是对余宗彦、周峻烈2同志，其本人己在高压下被逼承认自己是叛徒、特务，他还是勇敢地出面作保。当时，余宗彦刚刚24岁，在《解放日报》编辑部工作，车轮战搞了他两周后，被迫违心地承认自己是特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审查组的人问王世英：“你了解不了解余宗彦？”
“了解。”他说，“他是好同志，绝对不是特务。”
这一下，触怒了康生。康生连夜给王世英复信，说王世英是主观主义、好人观点，并威胁说要把党票好好收起来。在杨家岭中央学委会上，康生曾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是“大自由主义者”，想称英雄，说：“你王世英有几个脑袋，成天保这个，保那个，你就不想想你自己？”
在党校千人以上的干部大会上，有人公开诬陷王世英和孔原等同志是特务。但他并没有就此害怕低头。他态度坚决，神情坦然。当会上许多同志都吃惊地看他时，他不以为然，很坦然地笑了笑。
会后：有的被点名的同志找康生作解释，他谁也没有去找，他心里无愧，相信党会澄清事实。
一次，毛主席见了他问道：“听说有人说你是特务？”
他笑着说；“主席，说我什么都可以，过10年后再看，10年之内可以做出点工作成绩吧！到那时再看王世英是不是特务。”
主席听了很高兴，鼓励他说：“你这个态度很好，真金不怕火炼嘛！”
这句话对他的鼓舞很大，这说明中央还是信任他的。从此，他工作劲头更大了……
他的这种刚直不阿的精神，受到许多同志的赞赏。陶铸同志就对他讲过：“在那个时候，你敢出来说话，这一点我很佩服你！”
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又得罪了江青和康生。
 
 
1962年，他和康生的矛盾再次突出。
当时，康生诬陷国家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经理王超北是内奸，把他关进了监狱。王世英得知后，立即赶去向康生直面劝谅，但康生却根本不理睬他的劝说。他生气地说：“王超北在抗战时期和我在一起工作，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当我们最困难时，人家把电台等奇缺物资运到延安，现在不需要了，就一脚把人家踢开。这样做太伤同志的心了，不能这样对待—个同志。”
康生仍然避而不谈此事，王世英摔门而走。
为了安抚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楞头青”，康生让别人转告他，不让他再管这个事。王世英更加恼火，仍多次给中央提出意见。康生很是生气，结果，双方常常争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196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和江青走了个迎面。前边的人们纷纷让路，打招呼，身旁的服务员武政元低声提醒他：“王老，江青过来了。”他故作没有听见，仍低头慢慢走着，也不让路。迎面过来的江青只好从旁边走过，然后扭过头，狠狠盯了王世英一眼。
旁边目睹此事的人，无不为他的大胆吃惊，许多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回家的路上，小武问：“王老，人家都争着和江青打招呼让路，您咋不理人家？”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这种女人不值得理！”
王世英同志这种嫉恶如仇，坚持正义，刚直不阿的精神，赢得了党内外广大同志的钦佩相爱戴。大家给他送了个绰号，叫党内“海瑞”。但正是因为这样，他越来越受到江青、康生的仇视。
他们恼羞成怒，给他扣上了“包庇坏人”、“招降纳叛”等罪名。但他毫不畏惧，1962年11月3日，他在日记中写诗斥责康生；
纳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挎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世英结束了他的回忆，看着儿子，严肃地说，“不仅仅是我，还有许多同志都因为反对江青、康生而遭到迫害。他们是不会放过我们了。”
敏清听后，惊呆了。他想不到陷害爸爸的竟是江青、康生。他曾当过江青的保健医生，对江青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因此被江青辞退。他看清了党内有这么大的隐患，他到处找中央的老同志，决心把爸爸的真实情况和江青、康生等人的丑恶行径向中央报告。然而又谈何容易！
1967年9月，北京医院迫于造反派的不断冲击，不得不同意让王世英出院。10月4日，专案组派人把王世英揪到中监委进行批斗，不让回家。他们把王世英安排在一间离厕所很远的房子里，也不让人陪侍。当天晚上，王世英大小便不能自理，便溺在裤子里，昏倒在冰凉的地板上……
为了胁迫王世英说刘少奇是“叛徒”，江青亲自策划并批准了对王世英实行“监护”审查，“加紧突击审讯”的计划。
与此同时，王世英家又被抄了，而且抄得更彻底，连屋顶都翻了。家里的存款、书籍、表等贵重物品被一掠而光。而且，暖气和自来水都停止供给。
 
 
1968年1月17日，王世英在病床上记下了一篇日记：
“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临老说我是混进党的反革命分子，我死也不能承认。……—个人的历史是自己创造的，不是反革命，打也打不倒。要经得起考验。”
2月15日，王世英病情恶化，住进了日坛医院，接受放射治疗，但仍为在押重犯，没有任何自由，经常在病房内遭到审讯和人身侮辱。这时，他的精力已经很差了，脱衣、穿衣都累得气喘。
2月17日，他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到今天了，还有人说我们与敌人勾结，无非是想把过去保存下来的一些关系都打成反革命，以掩饰他们过去的罪恶罢了……”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世英专案组”还硬逼着王世英写刘少奇是叛徒的材料，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你们要的东西”“枪毙了我也写不出来”，“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从今天起，一点也不给你们写了。”“让你们把我拖死算了。”
他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但心里还放不下党的事业、人民的命运，继续同江青、康生坚决斗争。就在去世前3天——1968年3月23日，还向关押他的两名军人喊：“康生有问题。”
为此，江青大发雷霆，在1968年3月召开的8个专案组会上讲：“有个案子，我很不满意。王世英说他半身不遂，……摔了一跤也没有死，你们右倾。”“要审讯，死就死。”“要集中火力，狠狠斗。”
在江青、康生的指使下，对王世英的迫害更加残酷了。临终前夕王世英在插着氧气、输着液的情况下，仍遭到惨无人道的审讯。
 
 
1969年3月26日，王世英含冤去世，终年63岁。
在王世英遭受残酷迫害的日子里。山西、北京，天津等地的群众纷纷上访、致书党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却被江青、康生打成了反革命集团，许多人遭到关押、抄家、批斗、隔离等迫害，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王敏清也因为对抗“文化大革命”，死保王世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批斗达4年之久。一直跟随王世英的武政元被迁往宁夏贺兰山劳改。
然而，历史是公正的。
1979年1月25日，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了为王世英等8同志平反昭雪追悼会。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单位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了追悼会。悼词高度评价了王世英早年投身革命，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为党积极工作和在逆境中对党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高度赞扬了他不畏权贵，坚持正义，胸怀坦荡，刚直不阿的英雄气概。
王世英同志的精神没有死，他的光辉形象水远激励着一切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为真理而斗争！
 
王世英同志简历
 
王世英，字子杰，曾用名王嘉兴。1905年11月13日出生于山西洪洞县杜戌一个贫苦农家。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7、8月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6年11月间。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三中队分队长和党支委。1927年某月，调至国民革命第二军教导师第一团党代表办公室工作。1927年1月，在广东清源县被捕，他巧妙利用黄埔四期生杨振亚的关系获释。1927年7月在十九军高桂滋部任营政治指导员，同年冬，调至杨虎城部冯钦哉师任参谋。1928年1、2月间，任皖北特委毫州特分委委员。皖北暴动失败后，被迫潜回山西老家。1928年7、8月间在北平与党组织接上关系。1929年9月，又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逮捕，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1931年10月，党派他到南京以特派员身份开辟工作。1933年1月在上海直接参加中央军委情报工作。1935年7月，转移到天津北方局工作。1936年5月任北方局联络局副局长。1938年1月，奉命调回延安，同年10月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1942年奉命调回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1945年4月23日，参加党的“七大”。同年12月，陪同毛主席赴重庆谈判。1946年1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任天津军管会参谋长，后兼任警备司令员。新中国建立初期，先后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1955年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山西省省长。1958年，由于健康原因主动辞去省长职务。同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调北京工作。1962年担任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委员。1968年3月26日，被康生、江青迫害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