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省委机关

冯仲云从清华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到哈尔滨商船专门学校任数学教授。该校位于太阳岛东北200米处，是青岛海军学校分校。冯仲云以教授身份为掩护，在江北区委做宣传工作。

1931年5月，薛雯在北平读完中大附中时，来哈尔滨太阳岛与冯仲云结婚。结婚以后，薛雯每天划着小船过江汊子送冯仲云去上课，晚上再划船把冯仲云接回来。

当时，北满特委领导及哈尔滨的几位左翼作家，如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等都时常来太阳岛，在冯仲云家开会，商谈抗日救国工作。每次开会，都是薛雯给他们烧水，放哨。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中共中央巡视员罗登贤正在哈尔滨巡视工作，得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罗登贤召集了北满党的负责干部会议。会议就在太阳岛冯仲云的家里开的。

九一八事变后一个多月，设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领导成员大部被捕。罗登贤在危急中受命组建新省委，并于1932年把省委机关迁到哈尔滨。满洲省委转移到哈尔滨前后，与中央的交通联系一度中断，得不到中央的汇款，就靠冯仲云在学校教书挣钱和四处借贷作为活动经费。

设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后，为了防止牵连到哈尔滨的党组织，冯仲云举家迁往南岗区河沟街一间俄式木屋，后来转移到现为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纪念馆的哈尔滨市南岗区光芒街40号（小戎街2号）俄侨的红顶木屋。从此，这栋俄式住宅成为省委秘书处。冯仲云任秘书长，薛雯担任文书兼做内部交通工作。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曾回忆说，从小她就听妈妈薛雯讲，在她只有6个月大的时候，妈妈就抱着她在哈尔滨市内跑来跑去传送秘密文件。敌人到处设岗搜查行人，妈妈常常机智地将文件藏在冯忆罗的身上。其实，发生在小戎街的事，大多是冯忆罗长大成人后才知道的，小时候，出入家里的伯伯和叔叔，有很多是中共满洲省委的负责人，这些人是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韩光等。

据赵亮、纪松的《冯仲云传》记载：

1932年初夏，党在哈尔滨组织一次伪军士兵的起义。为了这次行动，需要大量的宣传品。时间紧迫。一天夜间，就在冯仲云的家里进行着紧张的印刷工作，省委书记罗登贤用毛笔蘸着阿木尼亚药水写蜡纸，薛雯和赵尚志印刷，冯仲云一面放哨，一面数着纸张。冯仲云和薛雯出生不久的女儿媛媛睡在机器旁边的藤箱里。阿木尼亚药水的臭气熏得人直打喷嚏，媛媛也被熏得尖着嗓子哭。印刷机开动有嗒嗒的声音，很需要用她的哭声来淹没。但是她哭累了就又睡着了，慢慢地她也适应了屋里的空气。午夜两点多钟，附近的狗叫起来，接着有脚步声。凭经验知道是巡夜的过来了。冯仲云急忙提醒大家注意。但是时间不允许停止工作。尽管窗户已用厚布帘子罩上，还是怕灯光透出去。薛雯瞧了瞧熟睡的女儿，灵机一动，狠了狠心在女儿的身上拧了一把，孩子哇哇地大哭起来，孩子的哭声淹没了机器声。外面的脚步声时断时续，一有声音，孩子就受一次折磨。望着可怜的孩子，薛雯的心像刀绞一样难受。罗登贤也非常心疼，工作结束以后他立刻抱起媛儿，抚摸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轻轻地吻着她满是泪痕的小脸，疼惜地说：“可怜的小囡囡，让你受苦了，为了安全完成任务，不得不让你参加我们的工作啊！”

装哑巴捡回一条命

1932年10月，冯仲云作为满洲省委巡视员去汤原。在那里，他整顿组织，发展党员，解决了党团员民族分布不合理的现象；领导秋收抗租，办党员积极分子培训班，整顿并重建受了挫折的汤原游击队，历尽艰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在回忆母亲——烈士金成刚的文章中谈到自己的奶奶让冯仲云装哑巴的故事：

“一次冯仲云来到我们村开展抗日活动，住在我们家。有一天正在准备开会，突然有一群穿着便衣、带着枪的人闯进村子，他们见到外来人就抓。母亲怕冯仲云受害，就将他的东西和近视眼镜藏好。正在这时，敌人已闯进院子里，将冯仲云堵在屋中。在这紧要关头，奶奶急中生智，让冯仲云装哑巴。敌人进屋抓住冯仲云就打，母亲和奶奶急忙上前阻拦。奶奶说：‘他是我的二儿子，从朝鲜来看我，他是个哑巴。’敌人不相信，要拖出去枪毙。母亲和奶奶拽住冯仲云死死不放，哭着喊着不让带走。母亲又急忙上前说道：‘他是我的哑巴弟弟，你们欺负一个不会说话的人算什么能耐！’说得敌人无言对答，不得不问周围群众，群众都异口同声地说：‘他是老太太的哑巴儿子。’敌人无可奈何，只好灰心丧气地走了。”

冯仲云一直都记着这件事，他说他这条命是装哑巴捡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