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父叶以群百年诞辰纪念，在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我编撰了一本纪念集《文脉传承的践行者》。回顾父亲叶以群并不长的人生，他在所经历的不同的历史时期，除了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更多的是一个任劳任怨、不辞艰辛、不畏磨难的文艺界的组织者。他毕生所身体力行的，就是实践一个文化传承者的责任和使命。

　　我在10月举行的叶以群百年纪念会上复述了这样一件往事，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南方局文委，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文化秘书的张颖女士曾经撰文回忆道：

　　“记得我到文委工作后不到半年，恩来同志有一天和我谈话：问我在重庆文艺界有没有认识的朋友，我说一个也不认识，只是我从延安出来的时候，我的老师陈荒煤交给我一封信，让我转交给叶以群，并说以群是他的好朋友，如果有必要他会给我帮助。我告诉恩来同志，这封信一直还保存在我手中，因为在红岩嘴时，我是不能外出的，所以还一直没有见面并转交那封信。恩来同志顿时笑了，说你也太老实了，应该向小鹏汇报呀，怎么能把一封信压了一年呢。随即他把叶以群的电话告诉我，让我联系上了就亲自把信送去，并告诉我说，你既然调到文委来工作，就应该尽可能认识文化界的朋友。”

　　从张颖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先父以群是一个热情和细致的人，那天他穿着西装去赴约，并且从先前的交谈中已经估计到张颖是广东人，就特地在重庆选了一家不可多得的广东茶楼请她喝茶，让离开故乡多年的张颖有了宾至如归之感。初次见面的交谈彼此很投缘，以群说：我们都是荒煤的好朋友，自然也是好朋友啦。张颖说：荒煤是我的老师，你以后也会是我的老师的。

　　张颖的回忆，为我生动地描述了一个年轻时代活跃热情的父亲形象，那时他只有30岁左右。当时他住在重庆张家花园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宿舍里，协助老舍主办协会的刊物《抗战文艺》。他已是大家熟悉的上海时期左翼文化界的作家，和各方面联系很广，同时也是南方局文委与老舍先生的联系人。会见后以群就逐渐地把身边熟悉的文艺界的朋友介绍给张颖。第一位介绍的就是电影导演郑君里，后来又陆续介绍了老舍、巴金和冰心等。在一次文化组的会议上，张颖向周恩来副主席汇报了初识的郑君里的情况。周恩来非常关心，很快约见了君里和黄晨。

　　在《回忆南方局文委——文化组》一文中张颖回忆说：她“把文化组讨论的意见和情况告诉当时负责‘全国文协’经常工作的叶以群同志。恩来同志，徐冰同志经常会见他。‘全国文协’组织的各种活动，叶以群同志都和徐冰同志事先商量，事后了解反应，总结经验。以群还常常把恩来同志的意见转达给茅盾、老舍，并征求他们的看法，以沟通思想，配合工作。实际上以群在南方局和‘全国文协’起到了沟通的作用。通过他的工作，联系文艺界持有各种不同见解的朋友，使之在大的方面达到一致。”

　　抗战胜利以后，以群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先后多次护送郭沫若和茅盾撤离。1948年秋，新中国建立前夕，以群和郭沫若、茅盾等大批进步文化人集聚在香港，等待着全国解放。在这批文化人中，可谓藏龙卧虎。当时的香港，几乎成了大批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积蓄力量，迎接全国解放，回到新中国的中转站。

　　如果把当时在香港的地下活动比作一场拂晓前的决战，而在那里运筹帷幄的将军就是潘汉年。父亲以群是1948年在香港认识潘汉年的，接着他就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安排聚集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和知识精英回到刚刚解放的内地。

　　剧作家于伶曾经回忆道：“潘汉年同志常常在少数熟同志中间给以群两个美称：‘新进剧作家’、‘新进酒家’！前者当然很清楚（是因为当时以群写了电影剧本）；后者是因为汉年的多方面统战工作，需要时常请客。而为了他的不同对象不同程度的统战需要，往往由以群出面宴请。汉年不会喝酒，以群作为主人总得敬敬客人，主动饮两杯。”在那段日子里，在潘汉年的领导下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经过以群安排的人士就有：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周建人、冯雪峰、叶圣陶、郑振铎、胡风、王冶秋、余心清，还有陈毅司令员早年的友人、作家金满城等。

　　……

　　可是以群所经历的这些值得引以为傲的战斗经历，在1955年突然都成了历史罪名。那一年，潘汉年被作为潜伏的特务遭到逮捕。叶以群也受到牵连被免职审查。潘汉年被判重刑后，与夫人董慧一起销声匿迹了。世间的人们以为他早已不在人世。直到六十年代中期，从毛泽东主席的一篇讲话中，人们才知道他还活着。毛泽东说：“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1966年6月“文革”之初，当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张春桥找以群谈话。他勒令以群交代“与周扬的关系，你的历史问题，你与潘汉年的密切往来，你在重庆的活动……”

　　父亲愕然了。多少历经艰难险阻，用年轻的生命出生入死的敌后工作经历，顷刻之间都成为反革命的罪行，使他无法理解。

　　在与母亲交谈时，父亲深深地叹了口气：“重庆的事总理和张颖都是了解的，可是现在又找不到证人，怎么办？他们要我揭发周扬，也可以揭发别人，但是，我怎么能随便揭发呢？”

　　父亲终于痛苦地搁下了笔。当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许多都是单线联系，组织的机密不能随便泄露，现在难道要对张春桥之流去交代周恩来安排的工作？父亲的长年地下工作经验不容许他这样做，并且他也绝不会违心地去说诬陷周总理的话。如同又一次从曾家岩周恩来的办公室走出来，走向充满生死危险的敌占区，这次父亲选择了沉默，选择了死亡……

　　父亲死后，张春桥悻悻地说：“一根线断了。”

　　“文革”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在北京张颖家中访问了她。她送了我一本书，其中记载着这样一段：以群冤死四年之后，1970年秋尽冬初的一个星期天，在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住所，张颖拜见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关切地问起了文艺界许多同志的情况。我便将从小报上读到的和道听途说的讲了一些。总理对一点一滴的情形都听得入神，并且关切地追问。只见他眼神显得忧郁了，常常陷入深思，并发出低低的慨叹。突然，总理问到：‘以群真的自杀了吗？’

　　“我肯定地点点头，证实以群已于‘文革’初期故去了。我沉痛地告诉总理：从上海派来的外调人员曾经多次严厉地对我质问过以群的情况，我也曾设法探问，并且得到证实，以群确实已被逼身亡。

　　“听了我的话，周总理沉默了。我仍深深地记得：恩来同志为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共事多年的战友之死，表现出难以抑制的悲痛。”

　　在“文革”之初的1966年，结帮篡党的“四人帮”还不存在，当时张春桥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宣传文化工作，在决定文艺界批判运动决策时，他只是市委中的一员，也是当时市委决定的积极制定者和具体执行者。回看历史，毋庸讳言的是：迫害以群只是他所执行的更大阴谋的一部分，即通过对“国统区”地下工作者的清算，达到暗算周恩来的目的。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对于周恩来的暗算在“文革”之初已经剑拔弩张，后来的“批林批孔”、“反周公”运动只是一种更加明目张胆的喧嚣而已。“文革”前以及“文革”运动中对来自“国统区”的文艺界人士的一系列迫害，看似一个个独立的个案，但是其中都有着清晰的目的指向，目标所向就是几十年来关心、并且直接参与领导文艺界的周恩来。历史的疑惑不可能留白，真相终将被揭露！

　　在叶以群百年纪念会上，我听到多位文学前辈深情地描述了在各个历史时期和他们共事的以群。相识前久仰其名，见面时肃然起敬，共事时平易宽容，危难时勇于承担。即便在与世界诀别时，父亲也是那么从容不迫，绝笔字迹工整。我终于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父亲品格，他早已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他活着时极尽了精彩！他辞世时视死如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