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第一时间我给老公的领导打了电话，告知病情，领导立即给上海的专家进行了联系，我带上病情的相关资料，立刻坐上了去上海的高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山医院肝外科主任、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副所长---钦伦秀教授，癌症的严重程度让钦教授一直表情凝重，为了更确切的掌握病情，钦教授让老公再做一个核磁共振和乙肝的检查，然后再给予诊断。就这样与钦教授的见面后，我赶回徐州，马上陪着老公按照钦教授要求又一次做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再次踏上去上海的火车，一路上眼泪没干过，心里不停地祈祷奇迹的发生，也许是误诊？老公只是普通的发烧而已，一路祈祷到了上海。钦教授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很严肃的对我说了一番话，由于当时已经傻掉了，记忆有些模糊，大概是：病情很严重，太晚了，这样的情况，家属心里最好有个准备，病人的时间只能按天算了，而且不建议做手术和化疗，即使做肝移植也没有任何意义，恐怕病人连手术台都下不来，建议回去做做介入。钦教授的话让我一度失听，不愿相信这残酷的现实，而一路的祈祷终究未实现，失魂落魄中回到了徐州。

介入手术（徐州）
     回来后，老公就转到了介入科，介入手术后，老公暂时只能躺着，等待创口的愈合是痛苦的，而身体上的发烧不断让老公看起来更加憔悴。买最好蛋白粉，做老公最爱吃的饭菜，想尽办法弄到最好的药，而这一切好像都还不够，作为家属我们真的恨不得用自己的生命去换他的健康，无数次的偷偷落泪、无助，心如刀割。 

不放弃你是我的使命（北京）

介入手术数天后，请老公的朋友过来帮忙照顾一下，我便启程去了北京继续找其他国内权威专家给老公争取更好的治疗，继续祈祷奇迹的出现。辗转关系，欣慰终于找到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的肝胆外科专家董家鸿主任。7月2日我带上资料，去了北京，找到了董家鸿主任，他看了资料，而我等待着能否会有不同的结果，祈祷着，还是祈祷着，最终董主任给出的结论又一次让我崩溃：“很遗憾，无法手术了，太晚了，太真可惜！还这么年轻”“是啊董主任，他还这么年轻，求求你还有什么办法吗?”一再的坚持下董主任勉强答应让老公先自费（再次痛斥一下中国的医疗体制，医保转院真是困难重重，为了不耽误病情，最后我们自费治疗）来301接受更好的药物治疗，而手术，董主任始终坚持不能做，婉劝我们去肿瘤科，而肿瘤科看了报告后，也是无能为力，又婉劝我们去消化科，一波三折，由于老公还在发烧，没办法我们只能办理入院消化科，先抓紧时间用药退烧。
     入院后安顿好老公，当即我便与晓民弟弟（单位派他跟我们去北京帮助我们的） 去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309医院坐落北京西山脚下，找到了移植中心的金主任，给出的结论是不能进行移植了，太晚了，如果进行肝移植，他从手术台上可能就下不来了。我听了以后，眼泪再次失控，难道连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经金主任介绍，第二天早上8点，我和晓民又来到北京武警总院（这里是在国内肝移植最好的医院，大部分专家都在国外进行过进修学习）找到了著名肝脏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他是我国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所长；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博士学位，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经给演员傅彪做肝移植的主刀医生。还有徐光勋主任，而最终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们看了病情资料，连连摇头说：”肿瘤太晚，肝内肿瘤是弥漫型的，胰头上多发性结节，腹膜后多发肿大淋巴结，要切掉的太多了，有可能在手术台上下不来，进行肝移植帮助不大”当场我就忍不住失声痛哭，简直就是绝望了，医生看到我悲痛欲绝的样子，他说，你去301医院做个“血管重显”看看，我当即回到301医院，让范主任给做了个“血管重显”的CT，过两天拿到片子后，给沈中阳教授，徐光勋医生看过，他们说看不出来血管，让我去301医院的CT室，让他们给刻录一个光盘，那样他们就看得全面了，我又到301医院CT室，找到CT室主任，让他们帮助刻录了光盘，两位医生看过后，告诉我说血管已经侵入，真得很遗憾，不能进行肝移植······
           

为什么这种事会让你碰到？（徐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