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俄罗斯的贵族之家
   
    众所周知，李立三是于1930年在国内犯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错误之后，由共产国际召到莫斯科作检查、接受批评的。后来，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由于是工人出身，政治文化水平都不高，党中央实际是由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秘书长的李立三主持工作的。在1930年6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这一决议标志着“立三路线”的形成，其中既集中体现了李立三本人的错误主张，同时又反映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急躁情绪和主观性、片面性，还包含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不切实际的指导。决议执行不久，便暴露出它的严重问题。在党内多数同志的批评反对下，中央在同年9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决定停止执行这一决议。李立三对此作了检讨并离开了领导岗位。“立三路线”从开始到结束，只有三个半月时间。谁知此事却被别有用心的王明等人一再利用和无限夸大了。虽然李立三已在六届三中全会上承认并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又奉命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继续检讨错误。王明等人仍揪住问题不放，不让他回国。1931年8月，李立三被安排到国际列宁学校研究班学习。一年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局决定指派李立三到赤色职工国际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同时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李莎就是在这个时期认识李立三的。
   
    李莎的原名是叶丽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乳名叫丽扎，1914年3月20日出生于古老的俄罗斯萨拉托夫省巴拉绍夫县的斯图坚科村。李莎的父亲是沙皇时期的一个贵族知识分子，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当过律师。他与第一位夫人生了六个子女，后妻子因肺病离开了人间。丽扎的母亲11岁时成为孤儿，来到李莎父亲家里，开始母亲只是帮助做家务。父亲39岁丧妻，后来由李莎的母亲续弦，生下哥哥与她兄妹二人。李莎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排行第八，是个小宝贝疙瘩，特别受大人的宠爱，她美好的童年是在草原地带的农村度过的。但是好景不长，李莎的父亲于1919年离开人间，母亲在农村靠养蜂、制衣等拉扯着两个孩子。1920年，新的苏维埃的内战结束了。但是，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加上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颗粒无收，长时间的干旱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广大农村饿殍遍野，人们只能以野草树叶充饥，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为求生存，当年秋，母亲痛心地把童年的哥哥送到一个富农家里当牧童，带着年仅六岁的李莎，背井离乡，迁居到莫斯科投靠亲友。
   
    当时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还没有摆脱国际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包围及经济封锁，生活物资供应相当困难，每人每日只有300克黑面包配给，人们连土豆皮也舍不得扔掉。为谋生计，母亲只得进到一家缝纫工厂做工。艰难的童年生活，把小丽扎磨炼得很坚强。1922年，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领导下，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情况逐渐好转。妈妈开始送她上小学念书，她在学校里是活跃分子，参加体操组、合唱团、游泳队，身心得到很好的锻炼，刚满11岁就加入了少先队。她和同学们穿上队服：白衬衣、小蓝裙子、鲜红的领巾，整齐地排好队，敲着锣，打着鼓，吹着军号来到莫斯科红场，参加隆重的全市性入队式。在庄严的列宁墓前，面对克里姆林宫的高墙下革命烈士安息之地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在学校她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经由全校同学选举，她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李立三慧眼识珠
   
    李莎是怎样结识李立三的呢？说来也是有缘。她虽然生活在千里之外的俄罗斯，李立三这个名字却早就印在脑海中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革命风起云涌，她还系着红领巾上小学时，就很关心世界革命形势，也很爱看画报上的图片。有一次翻开一本画报，不知为什么立即注意到一张照片，上面是大型群众集会，台上站着一个穿长袍、身材高大的人。他很有魄力，满怀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陈词。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这是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一次工人集会，演讲者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李立三。李立三——李莎记住了这个名字。
   
    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困难，上不起中学，李莎考入了莫斯科出版印刷技术学校半工半读。1931年，17-岁的她毕业，便自愿报名去苏联远东工作(类似中国的“支边”)，分配到哈巴洛夫斯克边区出版社搞版面设计，并担任出版社共青团支部书记。由于工作出色，李莎曾荣获一枚劳动奖章。有一天，校对一本政治小册子时，李莎被题名吓了一大跳。上面白纸黑字写着：《反对列宁主义的斗争》，她赶快核对原作，发现原名应为《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因排字有误，差一点酿成政治错误。那么“立三主义”是什么主义？为什么要反对？她带着这些问题找老编辑，了解到李立三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前不久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共产国际正对他进行批评。想起来了！就是画报上那个五卅时期的李立三！她那天真少女的想象力给她刻画出一副白发苍苍、前额布满皱纹的老者形象。担任中国共产党要职，又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肯定是这个样子！
两年以后，她回到莫斯科，在地质出版社工作，同时就读夜校，准备报考大学。1933年秋，她去看望远东时期的好友萨尔达(时任共产国际英语翻译)。萨尔达的爱人杨松，原名吴绍宜，1907年出生在中国的湖北省，1927年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起名为尼古拉·瓦西列夫。1931—1933年，他在苏联远东工作时，与萨尔达结婚。1933年，他们一起调到共产国际工作。1934—1935年，杨松到东北参加抗日游击队，1935年返回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留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38年回国，在延安病逝。
   
    那是1933年初秋的一天，天高气爽，莫斯科街心公园的菩提树一片金黄。在高尔基大街上，她和女友柯拉娃怀着喜悦的心情向萨尔达·雷菲洛娃家走去。——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刚刚19岁的少女，天真、活泼，对未来充满着幻想。然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那天的偶然机遇却改变了她的整个命运，使她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女友萨尔达家里，她们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男青年,正在同杨松交谈。他高高的个子，蓬松的黑发，清瘦的脸上一双热情的大眼睛炯炯发光。“这是李明同志”，萨尔达向她们介绍说。她们三个女友凑到一起，唧唧喳喳地聊起天来，李明却坐在一边很少说话。可能是因为他的俄语不够流利，不便插嘴，也可能是悄悄地在观察着她们。后来萨尔达才透露，她当初的用意是想把柯拉娃介绍给李明。柯拉娃是个相貌出众的俄罗斯少女——清秀端庄，碧绿色的大眼睛深沉、迷人。丽扎和她在一起总觉得处处不如人家，她原本是来做“灯泡”的。但不知为什么，李明没有看中柯拉娃，对丽扎却一见钟情，觉得她不仅外貌美艳动人，从她的眼神里，看出她有一种聪慧、坚毅的性格。见过面之后，李明心里就放不下她，总是寻找机会，同她见面。“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意间，丽扎却成了李明追求的对象。于是，杨松、萨尔达、柯拉娃和她，还有其他一些朋友，经常与李明在一起，或举行节日聚会，或到野外旅游划船。李明都表现得很干练出色，他有赤色职工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红皮证件，给她们提供了不少便利。人多船少的时候，他到售票处拿出证件，马上就能租上一条船来。可能是因为她很年轻，留下的都是这些快活、轻松的回忆，至于李明是什么人、做什么工作，她并没有太在意。但是，李明的心却被丽扎妩媚动人的神态拽住了。他一闭上眼仿佛就看见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在面前闪动，搅得他夜不成眠。
   
    似曾相见不相识
   
    1934年秋天，丽扎和柯拉娃听说李明搬了家，就顺便去看看他，发现满屋狼藉，他正在收拾行李。丽扎问他去哪儿？他说“去黑海休养。”丽扎将信将疑，知道此时已不是去海滨避暑的季节，她又注意到准备装箱的一双高腰皮靴。这种靴子适合在深山老林里长途跋涉，到黑海浴场怎么能穿呢？丽扎和柯拉娃心照不宣地相互看了看，但是，她们还是向李明道别，祝愿他假期愉快。她们心里却已断定：他肯定是要秘密回国。在共产国际这个圈子内常有人神出鬼没，执行秘密任务，她们是圈外人，对这些情况只能心领神会，绝不能问及。
   
    李明走后，丽扎才弄清他的真名，还是那些远东的朋友们偶然说出来的。有一次，女友们谈天，有人提起李立三，说好久没有看见他了。丽扎听到很奇怪：李立三，就是那个犯过“左”倾冒险错误的人。他怎么会到莫斯科来？朋友们哈哈大笑说：“你也认识他的呀！”“我怎么会认识李立三？”丽扎更加感到费解。“哎呀，我的乖乖！李明就是李立三。”此时她才恍然大悟：李立三原来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儿，而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他当时虽然已经三十四五岁，看上去却像20多岁。李明的年轻精干，李立三的大有作为，在她的心里合并成一个人的时候，丽扎心动了。她时常想，他这种待人和蔼、谦虚可敬的人，竟会是机会主义分子，也需要反对吗？这些问题丽扎当时心里怎么也搞不通，经常翻来覆去地寻思。可惜的是，李明也罢，李立三也罢，他已经消失了，如石沉大海，她以为从此再也见不着他了。
   
    李立三给她取了个中国名字：李莎
   
    一年过去了。丽扎边工作、边学习，一心想考进大学。1935年夏，她从工农夜校毕业，报考地质勘探专业。风餐露宿、四海为家，是她当时浪漫的梦想。正在埋头准备考试时，家里的电话铃响了。丽扎拿起话筒，听到一声熟悉的中国湖南口音：“请找丽扎”。“你是李明吗？什么时候回来的？”她感到惊奇，因为按照惯例，一个外国共产党员回国，不可能这么快返回莫斯科来。李立三含糊其辞，没有说明他是从哪里来的。
   
    多年以后丽扎才得知，那次他是去阿拉木图执行重要任务的，在靠近中国边疆的地方建立了秘密交通站，目的是恢复共产国际同中共中央的联络，包括电讯和信件往来。当时白区党组织遭到极大的破坏，上海的地下电台停止了工作。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时，随军电台在敌人轰炸中也被毁坏，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恢复联络是当务之急。在李立三的领导下，曾指派阎红彦和“七人小组”两批人先后经新疆、甘肃赴陕北苏区，设法同红25、26军建立联系，还制定了与红26军联络后、进而寻找长征途中红军主力的计划，但因敌人阻隔、路途遥远等原因未能成功。李立三提出亲自去新疆深入了解情况、布置工作的建议，共产国际也没有批准。最后，还是由刘长胜和林育英(林彪堂兄)带着李立三亲自编写的密码，克服种种困难回国，与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李立三于1935年6月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到共产国际下属的国际工人出版社任中文部部长，同时担任中共在国外出版发行《救国时报》主编，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就首先在《救国时报》上编发。《救国时报》的前身是《救国报》，毛泽东的许多著作先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毛泽东1936年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陈云假托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杨定华写的《雪山草地行军记》等,也发表在《救国时报》上；此外，还发表了蒋经国写给母亲的一封公开信，信中痛斥蒋介石假革命、真叛变的面目，申明要同他决裂。《救国时报》在苏联、在中国、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东北抗日联军第一陆军总司令杨靖宇曾写信称赞它是“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好报，并动员干部、战士捐款1300元。
   
    1935年，丽扎与李立三开始单独约会了。
   
    一个初秋的季节里，久别重逢的李立三和丽扎，在莫斯科的小河上荡舟，两个人的身影，两个人的世界，他们做了一次畅怀的深谈。李立三把自己的经历，特别是政治上犯的错误，毫不隐瞒地告诉了她。李立三说：“我那时年轻，被当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那时，党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工人出身，缺乏文化理论;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不在国内；我是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长，到处演讲作报告，撰写文章，发号施令，结果犯了大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我深感痛心。我来莫斯科，就是向共产国际作检查的。”
   
    这次交谈，使丽扎认识到李立三是个襟怀坦白的人，是个光明磊落的人，是个耿直爽朗的人。丽扎想：世界上哪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李立三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丽扎，进而使她爱上了他。李立三将丽扎送回家门口，丽扎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脉脉含情地回眸一笑，撩起裙子进了大门。李立三惊喜地接过这个悄悄送过来的爱情信号，激动不已。两个异国男女相爱了。
   
    李立三很主动，天天下了班都想见到丽扎，经常给丽扎打电话，和丽扎同住的邻居们都熟悉了他的声音，不用问就叫她说：“丽扎，快来接电话，还是你那个中国朋友打来的！”丽扎当时因数学没有考好，落榜了，心情不大愉快，李立三努力使她开心，约她出门看话剧、听音乐会。他虽然不大懂西洋音乐，在音乐会上甚至会打瞌睡，但是为了照顾她，他愿意作出这些“牺牲”。看话剧，丽扎担心他也看不懂。出乎意料，他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欣赏契诃夫的《樱桃园》等剧作。这渐渐成了他们一致的爱好。
   
    经过会面、交谈，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渐加深。李立三陆陆续续地给她讲了一些参加革命的故事：发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上海五卅运动、参加筹备和领导南昌起义等等，这些非凡的经历在丽扎的心目中带有传奇的色彩。她特别欣赏李立三的干劲、魄力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对于过去所犯的错误，李立三也毫不隐讳。他非常诚恳地对丽扎说：“我走上领导岗位时才二十几岁，经验不足，有些飘飘然，又很急躁，觉得中国革命在一夜之内就能成功。进了政治局之后，更是忘乎所以，犯下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了惨痛损失。”他又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受到批判，很多人都不理我。你不怕同“左”倾机会主义分子交往，实在难得。”李立三这种光明磊落、襟怀坦白的品德进一步打动着丽扎的心。当丽扎得知在莫斯科确实有不少人不敢接近他，连在列宁学校读书时与他相好的一个中国女性，也因受不了“同机会主义分子站到一起”这顶帽子，被迫和他分手，丽扎对李立三的同情之心油然而生。身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李立三难免感到有些孤单。他常对丽扎说：“假如我们能够早一些相识，该多好啊！”
   
    说实话，丽扎虽和立三交上了朋友，但因年纪较轻，又准备上大学继续深造，起初并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李立三则毫无保留地向丽扎坦白了他在国内的三次婚姻。
   
    李立三的第一个妻子叫林杏仙，是他六岁时父母给买的童养媳，17岁时，父亲强迫他们结婚，这是中国那个封建时代典型的包办婚姻，毫无爱情可言。林杏仙生下了李立三的长子李人纪，年纪轻轻的便患风瘫去世了。
   
    李立三的第二个妻子是李一纯，他们曾一起在安源从事过工人运动，在一起生活了五年后，李一纯另有所爱，离开了李立三。她为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李立三的第三个妻子是李崇善，是李一纯的妹妹，他俩在一起生活的时间较长，她为李立三生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李竞，二女儿李力，另一个就是后来找到的谢志佩。
 李立三认为：爱情的基础是忠诚，他爱丽扎就要老实坦白自己的过去，他的这三次不幸婚姻有着中国社会的大背景，也有着不同的自身原因。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是李立三游戏人生，而是他生命的旅程中出现的几次不和谐的音符。值得庆幸的是，李立三没有被不幸的婚姻摧垮，那是因为他把爱情置于革命事业之下，他认为爱情不过是事业的浪花而已。听了李立三的叙述，心中的疑团烟消云散，丽扎对他却有了几分同情：一个革命者，他在婚姻上也常常是历经磨难的。尽管他再一次提醒她：“请考虑我的过去。”丽扎却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我注重的是现在，更憧憬未来。”
   
    1933年春，李立三终于由上海来莫斯科学习的党内朋友周恩来处得知了李崇善的准确消息。这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李立三离开上海不久，他的妻子李崇善就生下一个女孩。李崇善无力抚养，且李立三临走时有嘱咐，不论是男是女，都把这个孩子送人。李崇善就把这个女孩送给了一个信得过的老工人当养女。李崇善带着两个女儿在上海，生活很困难，更大的折磨则是心灵的孤独。她想念李立三，可他却滞留苏联迟迟不得回归，正所谓“遥望归期未有期”，不知何年何月夫妻才能团圆。不久，李崇善被捕入狱。她知道自己作为李立三的妻子身份不同别人，一定是敌人感兴趣的重要案犯，便做了一死的打算。党组织关心李崇善，经多方营救，使她得以出狱。
   
    走出监狱的李崇善心力交瘁，这期间得知李立三被共产国际扣在苏联，名为学习，实际上是一种处分，一种比软禁好听一点的惩罚。看那架势，能否回到中国还是未知数。于是李立三托人带信给李崇善，让她在国内另组家庭，李崇善思之再三，含泪做出了痛苦的抉择。
   
    这个不幸的消息是李立三预料之中的，却仍使他很难过。但他毕竟是个久经考验的男子汉，不仅不怪李崇善，相反，却表示出理解和同情。他知道，作为共产党领导人的妻子，李崇善在国统区里生活将要顶着多大的政治压力，要冒多大的风险啊。他为革命东奔西走，妻子则为他东躲西藏，没过上一天舒心安宁的日子。更何况，他现在旅居苏联，没有确定的归期，让妻子没有了指望，将如何等下去？她是个妻子，是个年轻的女人，她有权利获得更为美满的爱情生活，她也需要身旁有个男人，替她支撑起半边天。李立三感激李崇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虽然离他而去，却抚养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作为母亲，她一定不会亏待她们的，这使他可以得以安心。这样想来，李立三便在心里默默地祝福李崇善新的婚姻幸福。
   
    丽扎知道了这个消息，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难过，但因李立三心情压抑，她也就不快活，她甚至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安慰李立三，只能用少女的温柔和体贴给予李立三更多的爱。
   
    李立三在苏联还有过一次婚姻。他告诉丽扎，他在莫斯科学习结束后。1932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被派往苏联远东伯力，在华侨中间工作，这期间，他同李汉辅结合在一起，这可以说是李立三的第四位妻子。李汉辅毕业于浙江宁波女子师范学院英语系，1926年被党组织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时担任翻译工作，在东方大学与一起学习的沈志远结婚，1927年生下了儿子沈林如。1931年沈志远回国后，李汉辅与李立三结合。1933年李立三回莫斯科，李汉辅回国，两人分手，她在回国途中牺牲。
   
    这段时间应该说是李立三最难过的日子。政治上，他是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批判的对象，是中共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康生砧板上的肉，高兴了就挥起“大刀”砍几下，尽管他努力地进行自我检讨和批评，却怎么也得不到信任；在生活上，他感到孤独，很多人有意无意躲着他，对他是敬而远之，虽然他也有一些朋友，但毕竟遭遇更多的是白眼和冷面孔；而两个妻子的弃他而去，则是在他流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渴望友谊，渴望理解，渴望头顶有一片晴朗的天空和一轮温暖的太阳。当时丽扎心想，一个职业革命家，生死无定，四处飘零，这些不幸的婚姻是环境造成的。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她对他的爱更加纯真、温馨、诚挚。她对他体贴入微，像一盆烈火一样温暖着李立三寒冷的心。
    通过一段痛苦的折磨，李立三的心境平静下来，人总是要告别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的。
   
    了解了李立三的几次婚姻情况之后，并没有影响丽扎对他的感情。她只担心他在苏联待不长，最后会撇下她一个人。但不管她是怎么想的，李立三经过深思熟虑已经作出了抉择，他要锲而不舍地追求丽扎。他那一往情深的追求，势不可当，于是，丽扎答应尽早地嫁给他。
 1935年十月革命节，李立三邀请丽扎到联盟饭店参加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的节日聚会。这个出版社的任务是出版各种文字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及政治书籍，李立三领导中文部的工作，并直接参加翻译和编辑。大厅里，张灯结彩，洋溢着节日气氛。在共产国际所属外文出版局工作的20多位中国同志围坐在一排长长的桌旁，开始会餐。丽扎是参加会餐的唯一的苏联人。大家知道她是李立三请来的客人时，都悄悄地打量着她。丽扎心里有些羞怯，但同志们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亲切的话语，使她感到温暖。李立三主持当天的晚会。坐在主宾席上的他，情绪高昂，谈笑风生，频频举杯祝酒。在座的中国同志也纷纷站起身，热情地和他碰杯，同时，又借机悄悄地瞄丽扎一眼。虽然是友善的目光，但处在众目睽睽下的她，实在觉得拘谨。她明白，李立三这次请她来，是要她给大家“亮相”的。当时她虽不懂汉语，但她从内心里感到，李立三是这个集体的灵魂。他的智慧、口才和组织才能深深地吸引着周围人，更使丽扎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餐后当她向他表示后，他却向她明确表示，他的生命、他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如果工作需要，他随时准备听从组织的调动，回国参加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到那时，两人分手将是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让丽扎严肃考虑。李立三如此坦诚直率，更加深深地感动了她。
   
    接着，李立三又把丽扎带到共产国际“柳克斯”招待所去见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当时的负责人王明。王明个子不高，五官比较秀气，俄语讲得很好。但他神态高傲，目空一切，开口就是一派官腔，使人感到不舒服。丽扎注意到他和李立三讲话相当冷淡，李立三也同他保持距离。为什么还要带她见他呢？后来她才明白，李立三要结婚，按照党内规定，必须经过党组织批准，所以不得不找王明。
   
    1936年2月，丽扎要与李立三结婚的消息一传开，很多亲友都为她担忧。有人劝告她：“一个中国人有什么值得爱？你像一只百灵鸟儿，应该自由自在地飞翔在蓝天白云，鲜花原野丛中，何苦钻进一个中国人的鸟笼子里呢？”有的阻拦说：“你疯了，干吗非要同外国人结婚？你了解他的底细吗？”还有的好心人警告说：“他是个出了名的机会主义者，你将会跟着他吃苦头的。”
   
    面对亲友的忠告，丽扎不为所动。李立三的翩翩风度，高雅气质，渊博的学识见闻，真诚坦率的自我批评精神，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使年轻貌美的丽扎姑娘倾心。在家里，丽扎的婚事没有引起什么异议。她幼年丧父，14岁开始半工半读，16岁正式工作，早已是完全自立的人了。哥哥、嫂子根本不干涉她的自主权。母亲一手把她养大，是她最亲的亲人，十分理解她。李立三对母亲很敬重，她也很喜欢李立三。但当李立三正式表示要同丽扎结婚时，妈妈慌了手脚说：“李明，你可知道，我的女儿一点嫁妆也没有！”李立三笑着说：“没有更好！我也没有什么财产，我们俩都是无产阶级。”
   
    几天之后，丽扎提着一小包衣物搬进“柳克斯”招待所，和李立三结婚了。
   
    “柳克斯”招待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上，十月革命前是个酒店，上世纪20年代改为共产国际招待所，仍保留客房形式，但进住的已不是富商大贾，而是各国的革命活动家，如德国的皮克、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南斯拉夫的铁托等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大部分也住在这里。李立三有一间13平方米的小房间，摆着两张窄床、一个小圆桌和一个小沙发。只有洗脸池，没有浴缸。厕所、淋浴、厨房都是公用的。这与王明所占用的豪华房间是不可比拟的，但他们毕竟有了自己的“洞房”。
   
    婚礼没有举行什么隆重的仪式，既没有伴娘，也没有牧师的赞美诗，只是十几位来宾向新郎新娘表示了祝福。陈云、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她的女儿独伊，还有欧阳新等中国同志，为丽扎和李立三带来了美好的祝愿。
   
    房子正中摆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摆着西餐和中餐，西餐出自丽扎之手，中餐则是李立三的杰作。在场的俄国人都是第一次吃中餐，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丽扎也是第一次吃中餐，尽管还不习惯，但她知道，嫁给了中国人将来免不了要吃中餐，她从心里惊叹李立三的烹调技术还是很不错的。
   
    大家有说有笑，气氛热烈而亲切。
    新婚燕尔，按照俄国人的传统习惯，女子必须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加上丈夫的姓氏，这样一来，她就应称为“叶丽莎薇塔·李”。李立三则根据“丽莎”的谐音，为她取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名字：李莎。
   
    洞房花烛之夜，李莎异常地激动，在幸福的气氛中，她向新郎提出：“明，我还年轻，我想去上大学，不知……”她说到这里急忙停住话音。她意识到作为妻子，对丈夫是应该有所付出的。她亲眼看到李立三对工作兢兢业业，整天忙到深夜都不能休息。除了出版社的工作，还要主编《救国时报》，又是列宁党校的副教授，主讲经济理论方面的课程。她是应该多照顾和关心丈夫的。要是自己去上大学，不仅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丈夫，反而需要丈夫来关照自己。想到此，她深感太冒昧了，也太自私了，所以，一句话只说了半截。
   
    出乎意料的是，李立三十分果断而明确地回答说：“你上大学是好事嘛，我举双手赞成。知识是工作的资本，没有知识，怎么能搞革命呢？”为了支持李莎上大学，他们还商定暂时不生孩子。
   
    婚后，李莎与李立三一直沉浸在小家庭的温馨之中。李立三感激李莎在他政治上失意、沦落异乡之际，给予他的爱抚和理解，他像大哥哥一样疼爱着李莎。而李莎则懂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媳妇，丈夫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人，他的祖国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家庭生活，必须服从于中国革命的大局。她全身心地做好家务，帮助他进一步提高俄文水平，以便让丈夫更能集中精力去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光荣任务，弥补以前工作中的过失。
   
    半年后，李莎考上了莫斯科外国语师范学院法语系。正巧，李立三过去在法国生活过两年，法语水平虽然不算好，但也可同李莎进行交流。
   
    从此，李莎便将自己的命运同李立三、同他的祖国——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文章摘自《李莎与李立三的跨国婚姻：生死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