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敬重的对“现代中国思想”有着深刻理解和反思的前辈李慎之去世已近五年，按照中国传统的观念，后人对尊者贤者除了追怀和赞美外，本不应该再说三道四，但是假如按照李慎之所崇尚的自由主义、科学和民主等许多所谓来自西方的“现代学术”的标准，有些事情还是值得一说，这就是如本文标题所言，是他对新儒家马一浮的激烈批评。

九十年代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其中收入“马一浮”，导致许多人的反对，以至在刘梦溪十几年后在2007年《读书》6期上回顾此事时仍然将之称为“我的一次学术历险”。当时李慎之在读了1996年《中华读书报》上的刘梦溪的《中国现代学术要略》长文后，在《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一文中批评马一浮，认为其不属于“现代学术”，他说：

“第一批入选《经典》的学者中有马一浮，我久仰他的大名，可是迄无机会接触他的著作。现在因为《经典》里有他的专卷，就整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老年昏瞀，对我是很吃力的，但是读了以后，却很失望。马先生记诵之广博，驱遣文字之纯熟，是极少见的大才；全卷六十万字，一以穷理尽性为旨归，也许无愧为当代圣人。但是我最后的印象却是：他全然是一个冬烘。这只是因为其中了无一毫新意，全不脱程朱陆王窠臼，或者如他自己所说‘不能出先儒所言之外’，不过引用禅僧语当较多而已。久闻先生二十岁即先赴美，后赴日留学，带回德文版《资本论》一部，是把马克思著作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但五十万字中，竟看不出受西学影响的丝毫痕迹（更说不上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再痛诋西学，……因此，称先生为宋明道学家之殿军，吾无间言；称先生之学为‘现代学术经典’，则断断不可。我所以不惜犯口业，唐突前贤，实在是因为传统与现代不能没有个原则界限。照中国古人带点夸张的说法，这也是亿兆生民立命的大事，我们是决不能学马先生所说‘得其一，万事毕’的。”

李慎之对于马一浮的批评，在正逢《马一浮集》出版的九十年代确实引起了许多共鸣，李将马一浮称为“冬烘”，在别的学人还有一些极端的说法，如“活化石”，“新瓶装旧酒”等等。曾经去文向马一浮求教，想去复性书院拜师的古典文学名家刘世南在“平生风义兼师友”一文中说：“我同意李慎之对马先生的看法，也不赞成他以儒学治国那一套，因为那是不能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研究儒学的庞朴先生也不赞成刘梦溪对马一浮的过多崇敬，对此07年刘梦溪在《读书》07年6期撰文回忆道，“庞朴说：‘你写大师，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你是仰着看的。马一浮，是神仙了，这不行。不光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着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这个魄力，这是个大毛病。’”

这些对马一浮的批评在当时和今天都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不过奇怪的是，至今为止，也许是许多人都已经接受了李慎之的说法，一直少有人为马一浮辩护，即使在一些马一浮的研究者和崇拜者那里，也承认马一浮是继承有余而创新不足。而另外一些马一浮的崇拜者，则可能像马一浮或中国传统文化一样，习惯于关起门来读书，不管外面的风声和语声。即使是刘梦溪本人也说：“李先生是我素所喜欢的人（喜欢他明言快论的君子之风），以此我雅不情愿与他发生所谓学术论争。何况本人当时天命之年已过，要做的事情正多，哪里有时间、兴趣、意气，与人争论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一篇文章的是非对错。”

对于这些事情，尽管一些马一浮的崇拜者与马一浮一样不愿为此去论争，但事实上许多问题仍然是无法回避的。有的人认为马一浮不属于“现代学术”，但当他们如此表述时已经表现了与马一浮不同的对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在批评马一浮的人看来，传统是在时间上过去的东西，而“现代”则在时间上代表着更好的未来以及乐观和进步的观念。这种观念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成为时代的潮流，并在20世纪的中国成为知识分子思想的源泉。但是在马一浮本人或东西方历史上的别的许多思想家看来，在社会的运动和循环中传统和现代却是不可分割为二的。历史和人生一样不仅是简单地直线式的进步，不仅是用“现代”去否定“过去”。在20世纪的中国思想演变中，当我们在看待那五光十色的思想时，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的标签。也就是说，在许多以西方的名词标榜的思想后面，其内容倒可能是真正传统的，反之许多被称为保守的人倒可能是激进和现代的，在真实的历史中一切都不可分离。

我们观察一种社会，观察一个个人，似乎都应当如此，否则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历史和现实。马一浮当年批评有的人贩卖西方学术，这种批评在今天也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有着他的“现代”意义。正由于此，笔者在作马一浮研究时才要将书名为《马一浮与现代中国》，马一浮及其新儒家无论如何“保守”，但始终是现代中国思想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真实的历史和现实决不像那些喜欢区分“传统”和“现代”的人那样简单和机械。在马一浮那被认为是过于“传统”的外表后面，同样有着那些“现代”的内容，尤其是在马一浮的青年时代。在辛亥革命前的那些阶段，他和后来的启蒙思想家陈独秀交游甚密，在他当时的一些思想中，同样也预示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只不过比后来的鲁迅等人早了十几年而已。正是由于辛亥革命后普遍的道德堕落，才使他更多地回到了传统之中。

现代中国人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思想”之后，对西学和中学中许多东西的理解仍然是不可靠的，即使它们今天仍然在许多声名显赫的著作和教材中被学生和学人所记忆和引用。过去许多崇尚和研究西学的人并不真的理解那些被作为口号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在弘扬传统的今天也仍然类似。当然，像李慎之这样的兼有政治和学术影响的人物在1989年后的特殊时期中对中国的学术生活起到了相当的影响，其道德的勇气和良知也是为许多空喊口号的人所不及，但尽管如此，政治与道德良知的诉求仍然不能完全代替学术与理性的思考，对马一浮的评价与对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演变的认识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