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国共合作后，福建地方党组织转为秘密活动，公开成立的有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群众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加强党的建设，训练干部，开展城市工作，为不断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但国民党顽固派却继续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们先是企图利用谈判消灭或收编我红军游击队，而后又到处挑衅，搞摩擦，解散抗日团体，捕杀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福建上空笼罩着分裂、倒退的阴云。

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闽浙赣三省“围剿”总指挥陈世鸿策划对我闽北、建松政、闽东基本地区进行大规模武装进攻。随着时局的逆转，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在崇安村头村后山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对策。会议一致决定，坚决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同时根据党中央对国统区党组织实行“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决定党和人民武装实行“武装退却”。随即布置汪林兴带领一部分自卫武装在崇安岭一带坚持斗争；俞雅鹿带领马列主义研究班和少数武装到崇山、铅山边大山隐蔽；周觉华带领一部分武装到邵武、顺昌边区牵制顽军；派左丰美任闽东特委书记，张鼎良为建松政特委书记。我被调回省委，带领西南工作队到崇安、铅山之间的桐木关一带发动群众；曾镜冰和王助率领省委机关、电台、特务队40多人在村头、坑口一带领导斗争。当时我在特务队工作，任务是保卫机关、电台，平时做群众工作。

由于顽军进攻，形势越来越紧张。省委从村头村后山转移到洪溪，然后又移到五府岗金竹排。每到一处，曾镜冰都亲自做群众工作，亲自看地形，亲自动手搭棚。遇到顽军封锁，粮食困难，同志们宁可三顿喝蕨粉、葛粉汤或吃野菜煮笋充饥，也不暴露目标。大家饿了40多天。我们好不容易买到3斤大米照顾领导同志。曾镜冰马上吩咐事务长煮稀饭照顾病号吃，病号则要让给首长。曾镜冰耐心地向病号做思想工作，说：“我们隐蔽是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只有同志们能打仗，才能保卫机关安全，你们病一好，我们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他还亲自端牙杯送稀饭到病号手中。战士们感动得边吃边掉眼泪。

有一天，曾镜冰找我谈话。他告诉我，一部分同志暴露了目标，被顽军追到宿军塘，要我立刻去带他们转移到铅山封禁山隐蔽。我到宿军塘，同志们正在吃午饭，刚喝下一牙杯芋头汤，曾镜冰的意见还来不及传达就发生了战斗。顽军从四面包围过来，火力凶猛，队伍被打散了，我只带着高振洋和杨兰珍冲出去。杨兰珍因饥饿、疲乏昏倒走不动，当时我身上还有一点药，给她吃了一点，休息一会儿，三人才慢慢回到五府岗。可是省委已经搬离了。于是把高、杨两同志留在山上，我到金竹排了解情况，购买粮食。群众说：“省委机关被密探发现，不知道转移何方，国民党兵马上就会来，要赶快离开这里。”我带着两斤粮食回到山上煮一点稀饭吃，连夜转到封禁山，在当地隐蔽下来做群众工作。

1941年4月，省委机关转移到崇安大松源，曾镜冰带4个警卫员来封禁山找我们。一见面，他就说：“国民党军队失败了，大部分已撤退，形势开始好转，我们虽然受些损失，但有生力量保存下来了，同志们饿病了不少，你设法买一头猪，让大家吃几顿饱饭，恢复一下身体，讨论下一步工作。”

我们挑着猪肉一同来到大松源。这里的群众虽然遭受国民党军队严重摧残，但革命斗争情绪很高。机关和部队都驻在村子里，粮食、副食品也能买到。省委派汪林兴去上饶、铅山地区做群众工作，同皖南事变后被俘关押在集中营后越狱出来的新四军同志取得秘密联系，接应了叶良运、祝基保、何占湘、黄峰等同志，增强了军事骨干。

同年5月，在大松源会议上，曾镜冰总结半年斗争经验说：“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暴露了，爱国人士都认为中国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不甘失败，还要以更大兵力向南方革命根据地进攻。事实证明了独立自主靠山扎必须有武装力量作后盾。要适当扩大武装，巩固和发展基本地区。”大家讨论并一致认为“必须以革命武装反击反革命武装进攻”。会后曾镜冰要我带一个班，回建松政代理特委书记，程朝茂代理组织部长，张翼代理宣传部长，任务是恢复工作，发展武装。

经过4个月时间，我们完成了任务，留下一个班由宣金堂负责与各县、特区联系，我同程朝茂、张翼带4个班，携一挺机枪赴省委开会。当时省委驻在建阳老鼠岗牛栏前。会议尚未结束，传来了王助、林兆荣牺牲的噩耗。同时，国民党军八十师师长兼闽浙赣三省“剿匪”总指挥李良荣对我们开始第二次围攻。因此，会议讨论形势和对策，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发动群众将合法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曾镜冰立即布置左丰美、叶良运带领90多名战士到江西、贵溪攻打文坊街以牵制敌人；我和张翼留在马列主义研究班，汪林兴带一部分人回崇安加强基本地区工作；一些干部回城市工作。曾镜冰亲自带领一批干部做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这时，建阳黄坑一带的国民党乡、保长同我们接上了关系。群众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情报、粮食等也不感到困难。

此时，省委根据华中局指示，党内取消委员，实行特派员、联络员制，城市全部实行秘密工作，福建省委划归闽浙赣特派员刘英领导。省委在老鼠岗又召开会议，确定成立基本地区工作委员会，由左丰美任书记，领导所辖的农村基本地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武装斗争。“基委”留一个中队，夏任珍为中队长，我任政委，机关电台设在邵武樟树源。曾镜冰带领特务班在富屯溪以外联系开展城市工作。富屯溪距樟树源十华里，开会仍很方便。为了斗争需要，成立省委第一游击纵队，叶良运为纵队长，汪林兴为政委，下辖闽北、建松政、闽东3个支队。

1942年2月，部队牵制顽军，因外线作战指挥失误，退回老鼠岗，顽军跟踪而来。于是曾镜冰带领特务班向建阳麻沙、书坊地区转移。“基委”也被迫埋藏电台，轻装转移。在转移中，一个战士掉队，“基委”怕电台埋藏地暴露，决定我带沈崇文、陈顺有、马细妹、马府等5人转回原地更换埋藏地点。后来，机关在转移中遭遇顽军伏击，改变了转移方向，我们与省委、“基委”失去联系，转战崇安找到县委，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活动。

同年5月，日军占领浙赣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我们同崇安县委组织一部分同志到江西封禁山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沈崇文、陈顺有、马府、马细妹等十几人到上饶禹溪地区时，听说皖南事变遭难的新四军同志从茅家岭、赤石暴动出来，正在找地下党和游击队。马细妹、马府等随即回来汇报，大家听后高兴极了。当时无法向省委汇报请示，我立即同马细妹、马府等一起赶到禹溪，派干部分头配合群众接应。在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帮助下，46位经过严峻斗争考验的同志陆续集中到上饶外茶园香菇厂，组成一支70多人的队伍。

当我们部署缴枪、筹款任务时，省委派汪林兴来叫我们回去取出电台使用。我们只得留下几个军事干部和地方干部，立即回省委汇报情况，同时取出电台。曾镜冰极为满意，随即与华中局取得联系，并派左丰美和我带部队到崇安，设法找到暴动出来的同志，完成筹款任务后，左回省委，我回建松政地区。曾镜冰还详细地向我交待了工作：“要利用报纸了解分析形势，加强党的组织，巩固发展基本地区，适当扩大部队，培养军事干部，时机成熟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太平关、二渡关、枫岭关至将军山地区是闽浙赣必争的要地，也可能是我们会师的地方。从形势发展看，国共合作不会持久，武装斗争不可避免，必须有所准备。”

1942年底我与曾镜冰分开后，直到1945年秋才在闽侯县尚干的山上与他重逢。这期间，我们独立工作三年，就是根据曾镜冰的指示坚持斗争，从而发展了武装，扩大了基本地区，为以后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林碧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