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

与英国才女珠联璧合

　　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这是杨宪益先生在爱妻戴乃迭去世之后写下的一首缅怀诗曾在本刊编发过。在先生与爱妻戴乃迭相濡以沫将近六十年的岁月里，熟悉他们的人说，这样恩爱不渝的夫妻是很少见的。六十年来，杨宪益和戴乃迭的名字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使今天接受我们拜访的只有杨宪益一个人。
　　夫人戴乃迭的素描画像就端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杨夫人戴乃迭原名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Gladys Margaret Tayler），她的父亲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出生在北京的戴乃迭，自幼就对中国、对北京有着浓厚的兴趣和相应的情感。1936年，杨宪益进入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通过一位朋友认识了戴乃迭。不久，戴乃迭发现，先生是个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精通中国古典文学。
　　大概正是杨宪益身上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让戴乃迭爱上了他。后来，戴乃迭干脆改学中文，成为牛津大学攻读中文学位的第一人。正是生活、情致和事业上的志趣相投，使他们成了彼此的知己，也为日后共同的翻译工作铺就了坦途……
　　1940年，杨宪益毕业回国，与六年前他独自漂洋过海相比，这次他带回了21岁的戴乃迭，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怎么会跟随杨宪益来到当时正处于战乱之中的中国。但从两人走到一起的那天起，他们两人便作为一个整体面对人世间的一切。
　　回国后，杨宪益夫妇不断地在中国西南的各个城市之间奔波，生活非常辛苦。直到1943年，友人推荐他们去了梁实秋领导的国立编译馆。当时的国立编译馆只有人从事将西方经典翻译成中文的工作，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事实上自19世纪末以来，与外文中译的繁盛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中文外译一直就显得势单力薄。所以，直到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还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能去领导一个部门，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
　　当时杨宪益选择了翻译《资治通鉴》，因为觉得“有人还没看到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晚年的杨宪益先生很快，杨宪益发现：在翻译上,他和戴乃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
　　在杨宪益看来，有了戴乃迭的帮助，似乎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翻译的。就连中国的《楚辞》也不例外。简单来讲，翻译就是把某一种文字，翻译到第二种文字。“就是这么一回事”。先生说，“要是原本你懂了，你翻译成外文都没错。”
　　1951年杨宪益夫妇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的邀请来到北京，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在这一时期，杨宪益夫妇以惊人的速度翻译了大量中文作品。
　　三卷本的《红楼梦》英译本便是此间的作品，这是至今为止惟一一部中国人翻译的全译本，另外仅有的一个全译本是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翻译的《石头记》。《红楼梦》两个英文全译本的出版，不仅是中国和英语国家文化交流的大事，也是文学翻译的大事，它促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进程。在此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又出版了由沙博里翻译的《水浒传》（Outlaws of the Marsh,1988）等其他三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英文全译本。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半世纪的情缘与生活，可以说历尽了艰辛——他们在“文革”中共同蹲过监狱，长子精神失常后在英国自焚……直到他们从外文局离休之后情况才有所好转，两位老人携手一起上街买菜、挂号看病。可惜，进入暮年的戴乃迭身体欠佳，她不大讲话也不大出门，杨宪益便寸步不离的陪伴她，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可以说，杨宪益、戴乃迭以他们事业上和生活上的完美结合创造了一个中西文化亲密无间水乳交融的独特范例。几十年来，他们珠联璧合的合作使他们双双获得了“译界泰斗”的美誉，他们不仅创造了翻译史上的奇迹，更用一生成就了一个传奇。
　　戴乃迭走后，杨宪益的生命仿佛也随之凝固。他停止了翻译工作，只有他们留下来的上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将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24岁译《离骚》惊动周恩来

　　杨宪益从幼年起就不是一个用功读书的人，在留学英国牛津时，干尽调皮捣蛋的事，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却有口皆碑。出于好玩，他一口气把《离骚》翻译了出来，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这一年，他24岁。“我始终认为《离骚》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他认为，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1953年，杨宪益跟一群科学家、艺术家一起接受毛泽东主席接见。周恩来特别介绍：这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了英文。毛主席握了握他的手说：“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嗯？”“毛主席当时的意思是《离骚》应该翻不了，我哥哥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翻。”
　　
与夫人合译全本《红楼梦》

　　杨苡听哥哥讲过，并不喜欢《红楼梦》，但还是硬着头皮和夫人一起把它翻译了出来。
　　杨先生的夫人戴乃迭是英国人。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杨宪益、戴乃迭联袂将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英文，从先秦散文到中国古典小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老残游记》，以及全本《儒林外史》、《红楼梦》，达百余种。戴乃迭的母亲曾对她说：“如果你嫁给一个中国人，肯定会后悔的。”但戴乃迭没有后悔，她说：“爱上了中国文化，才嫁给了杨宪益。”1999年11月18日，戴乃迭去世，杨宪益也停止了翻译工作。
　　
　　
钱钟书欣赏他的诗

　　近日，杨宪益最后一本著作《去日苦多》由青岛出版社出版。书中的文章大都以“白”为特征，平白如话。除了翻译，杨宪《去日苦多》封面益写得最多的是打油诗，但他写来也并不刻意，而且随写随扔，写过算完。曾出版的诗集《银翘集》。有一次他写《无题》一诗，颈联为“有烟有酒吾愿足，无党无官一身轻”，与他同时留学英国的好友钱钟书知道后，写了一封信，说他很欣赏这首诗，但“觉得‘吾愿足’和‘一身轻’对得不够工稳，建议改为‘万事足’和‘一身轻’”。他看了只是一笑，就放在一边，也忘记了回他的信。不是以为钱钟书改得不好，而是觉得工与不工，他根本就无所谓。
　　
　　
帮助四千件甲骨文送交南博

　　杨宪益在南京期间，曾帮助找回流落的四千余件甲骨文。那时，南京刚刚解放，西方国家措手不及，纷纷关闭大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代办叫朗宁，是他们夫妇的朋友，他撤离南京前，告诉杨宪益，他在收拾使馆财物时，发现一只旧木柜，内藏纸包的骨片，并刻有文字。朗宁认为这是中国文物，不能带出国，就问杨宪益怎么处理。杨宪益去看了这批文物，肯定是殷商甲骨，然后叫了一辆三轮车，送交南京博物院，曾昭燏院长专门致信感谢他，并告知这批甲骨文已交到北京研究保存。
　　杨苡告诉记者，最为感动的是，文革后，坐牢4年的杨宪益出狱时，将一生收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赠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杨宪益谈英语学习

　　回顾我年轻时学习英语的经历，也没多少真正体会和经验，因为除了在在中学读书时对英文曾经 一度有过兴趣以为，后来就从来没有认真继续好好学习过英文；解放后，作过不少年汉译英的翻译匠。
　　我在读高中时，看的英文书很多，其中有许多是欧洲文学名著的英译本，包括古希腊诗歌，但丁的 《神曲》，法国雨果等人的小说，什么都看，并不限于英美文学。在1934年去英国读希腊拉丁文学的 同时，又读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书，包括哲学、历史、人类等方面，什么都看。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 课余看的书比较多，中外古今都有；这方面的缺点是比较乱而杂，没有按计划地、系统地研究一些东 西；但因涉猎方面比较多，也获得了一些广泛文化知识，这在翻译工作中也还是有用的。我遇到不少 爱好翻译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在翻译中感觉苦恼的，往往是由于知识面太窄，缺乏各方面的广泛知 识，这样英文语法再好，也翻译不出来原意。我的另外一条小小的经验就是，初学英语时，需要有明 确的目的和强烈的兴趣。如果像我年轻时那样，学习英文是为了利用它作为工具，以便满足自己的求 知欲望，那就可以尽量读自己感觉强烈兴趣的英文书，不限于某种名著，从哪方面开始都可以。主要 是要多读、多写、多听、多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