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数度拯救国宝
抗日期间，变身侦探挽救国宝。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经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梁思成的推荐，王世襄被派遣回北京清查战乱损失的文物。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忽然成了“侦探”！
当时，许多日本和德国的文物贩子与收藏家在中国收买文物。伺机盗运出境。王世襄宴请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请他们提供线索。他得知沦陷时期，河南某地出土的青铜器多数被德国人杨宁史买去。王世襄不忍坐视国宝流落海外，经过明察暗访，往返于北京、天津之间。最后直到通过其父友人，找到了宋子文详陈原委，终于没收了杨宁史的青铜器240件，包括价值连城的“宴乐渔猎攻战铜壶”、“商饕餮纹大钺”等。
1946年，他又在天津接收了末代皇帝溥仪在保险柜中的一批珍贵文物，共20匣，价值连城。由美军配合押送，故宫派了十多个人开匣验收。送入故宫延禧宫库房。
文革时期曾发疯似地拯救国宝
文革爆发前，王世襄似乎已经预料到这些“宝贝”即将经历浩劫，开始发疯似的搜寻。
一辆28型的自行车，车后是一个能装一二百斤的大货架，架上有各种包袱，麻包片。能买就买，买不起或不准买的就拍照，无论是朋友家，还是遇上的，他都不达目的不罢休。
“文革”的风暴席卷之初，王世襄耳闻目睹京城红卫兵“破四旧”的“壮举”，已经预感到家里多年精心收藏的明式家具、佛像、铜器、鸽哨、古籍善本和自己的手稿，都会被划入“四旧”之列，遭灭顶之灾。他不得不“自我革命”，主动跑到国家文物局，请求来抄家，他不忍心看到它们毁在家里。而这种明智之举却让他的珍品躲过一劫，日后重新收回了绝大多数的心爱之物。 ——摘自《珠海特区报》。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