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４日，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论反动"、"国家主义领袖"、"共产嫌疑"为由将其拘捕，虽然经胡适和宋子文等人合力保释，仍然没有停止对罗的迫害。翌年春，教育部又以："言论谬妄，迭次公然诋毁本党"，饬令上海光华大学撤去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电令刚一公布，即有人呈文蒋介石，说光华大学"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将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蹈此覆辙，人人自危，此非国家之福也。" 

对于罗隆基来说，此时更加上了家事的困扰。夫人经常与他因为一点儿小事吵架，弄得他心情郁闷；而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也带来了新月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徐志摩等为维持《新月》的营业，主张今后"不谈政治"，而罗对徐志摩等的向后转则不以为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新月的立场，在争言论思想的自由，为营业而取消立场，实不应该。"徐志摩也不示弱，在１９３１年９月９日给胡适打了一个小报告："新月几乎又出乱子，隆基在本期'什么是政治'上又犯了忌讳，昨付寄的４００本《新月》当时被扣。" 

国事、家事、"新月"事，事事烦人，就是在这种境况下，罗隆基辞去了《新月》总编辑的职务，于１９３２年１月离开上海到天津任《益世报》社论总撰。 

天津《益世报》创办于１９１５年，创办人是比利时籍在华传教的天主教徒雷鸣远。他在１９２８年加入中国籍并自称是中国人。《益世报》在业务上一直与《大公报》竞争，在天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１９１９年"五四"时期，该报支持爱国学生运动，反对"二十条"，受到各阶层人士的赞许。周恩来当时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一度天津各印厂都不敢承印，惟独《益世报》帮助"学生会报"印刷，帮了周恩来的大忙。后来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还担任了该报在欧洲的通讯员。 

３０年代初的《益世报》是由南开大学毕业生刘豁轩任总编辑，在他的罗织下，不少南开毕业同学进入编辑部成为骨干力量，报纸业务也日渐兴旺。"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使《益世报》感到必须加强社论的撰写，更加旗帜鲜明地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反映《益世报》的立场。当时罗隆基是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罗就写了《沈阳事件》一文，批评国民党政府"以国民之血，养三百万大兵"，然而在日寇进攻前，"始而镇静，继而退步，终而缴械投降，气节扫地，国威荡然"，应"引咎自责"，并同时提出应改组政府。罗的政治主张和犀利的文笔早就引起了刘豁轩的注意，于是他便请他的老师南开大学秘书长黄子坚教授从中通讯联系。黄与罗是清华的同学，又同在美国留学，是莫逆之交。黄子坚转达《益世报》的聘任条件，一是社论主撰有完全的言论自由；二是月薪５００元，另外供给专用汽车。无疑，这些条件是很有诱惑力的，单就５００元的月薪来说就是当时报馆少见的，比罗隆基在上海靠译书赚稿费强了许多。 

罗隆基接到《益世报》的聘书后，立刻征求胡适、梁实秋、潘光旦等人的意见。胡适明确表示反对。胡认为，报纸社论每日一篇，是临时应付的东西，而且牵涉敏感的政治问题，容易招惹麻烦。但是罗隆基却不这么看，他觉得写社论容易发挥自己一贯的政治主张，而且社论天天与民众见面，舆论影响大，正是自己代表人民呼吁抗日的大好时机，于是不顾胡适的反对，欣然同意了《益世报》的聘约。 
罗隆基走马上任跃跃欲试，第一篇社论就以《一国三公的僵政局》为题（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２日）向国民党开刀，抨击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派置国难于不顾而争论不休。上海"一二八"抗战前两天，罗又连续发表《可以战矣》、《再论对日方针》的社论，主张武力抗日，接着又先后发表社论《剿共胜利不算光荣》、《攘外即可安内》等，呼吁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罗隆基的社论与《大公报》形成对比，很受市民和知识分子的欢迎。一时间《益世报》销路大增。 

罗隆基小试牛刀便得到了雷鸣远的赏识。他对罗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的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鸣远说，他的社论很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马上回答道："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的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了门，我们也不怪你。只要我还是《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的报馆的。" 

罗隆基同时兼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讲《宪法论》等课程，校长张伯苓很赏识罗隆基。他对罗说："罗先生要把西方政治与中国政治的不同点告诉学生。只有懂得了中国的政治实际，学生走上社会才能担当改造社会的重任。"罗说，你不怕我在课堂上放言无羁，当局会找你的麻烦？张伯苓坦然说："教授只有把自己治学的真正体会告诉学生，学生才能受益。罗先生不必过虑，只要我的学生不赶你下讲台，我给你的聘书就会照发不误的。" 

这期间，罗隆基还参与了民主抗日的实际活动。"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后，他与熊希龄、褚辅成、王造时、马少山、李璜等人被推为国难会议代表前往南京，与南京政府谈判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和抵制日本进攻等问题。 

从蒋介石这方面说，他当然不愿意看到站在自己对立面的罗隆基掌握《益世报》的舆论阵地和他唱对台戏。在１９３３年初，罗隆基与《益世报》第一年聘约届满时，国民党天津党部和河北省党部就双管齐下，对《益世报》施加压力，让该报不再与罗续约，但是被报馆拒绝了。到了５月底，南京政府与日本签定《塘沽协定》后，罗隆基又连续发表社论，痛斥蒋介石政治上"对外屈服，对内欺骗"。"福建事变"发生后，罗又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张，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对"福建事变"和平解决。罗隆基的这些作为，更是引起了蒋介石集团对罗隆基的嫉恨。于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首先提出"严重警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也发电"警告"，再次要求《益世报》立即辞退罗隆基，同时派人给罗"捎话"，让罗自动请辞。国民党当局的这种激烈态度最终没有打破罗隆基和《益世报》之间的默契和坚持，罗隆基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这块发表言论的阵地，而《益世报》也不想失去罗隆基这个大手笔。 

蒋介石终于忍不住了，使出了惯用的"暗杀"伎俩。７月份，４名特务衔命来到天津。按照规矩，他们首先去拜望在天津的帮会老大潘子欣。待他们说明来意后，潘答道："我不认识罗隆基，先让我考虑一下，再行答复。"潘子欣把特务送走后，立即派人来到罗隆基在天津英租界的住处，二话没说将罗带上汽车就走，来到一户人家的屋里，潘子欣劈头就说，罗先生，你大祸临头了。 

原来，潘子欣与罗颇有交谊。潘虽是帮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为人豪侠义气，也是敬慕罗隆基不避安危力主抗日的文人骨性的。他此番行事的目的是拖延时间，稳住刺客，让罗早行躲避。 

罗隆基听了潘的一番言语，真是五雷轰顶，一时间不知所措。等到冷静下来后，他觉得潘所说的立刻离开天津的办法也不是上策。"我能往，彼亦能往"，我在明处，特务在暗处，很可能在离开天津的途中遭到毒手。罗向潘子欣说明道理后，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最后两人暂时决定，罗在家中闭门不出，以静待动，潘在外面想办法。 

这样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潘子欣忽然来到罗家，说他已经向特务亮出底牌，说罗是我的朋友，已经警告罗今后不再写有损当局的社论，我也将电请蒋公对罗谅解，让他们就此回南京复命。而来人已经答应，此事就这么了结了。 

有了潘子欣这番铮铮侠义的话语，罗以为真的雨过天晴，逢凶化吉了，于是开始照常工作。其实，事情并不像罗隆基想的那么简单。蒋介石的特务并没有回南京，而是欺骗了潘子欣继续留在天津，一边观察罗的行动，一边积极准备伺机暗杀。 

这样又过了三天，不见什么异常情况，罗隆基也恢复了往日的上课。说也奇怪，就在这时接到了一个操着学生腔调的电话，问罗是否明天来上课。罗回答后，心里不禁生起一股疑团，随即询问南开的电话总机，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学生打过此类电话。于是罗隆基提高了警觉，本来他应该驾车从英租界直奔城南郊外的八里台南开大学，但为了以防万一，他决定改乘报馆的汽车。这不但因为报馆汽车的司机技术好人又机警，而且还借此改变了行车路线。 

罗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万无一失，就坦然上路。汽车从英租界驶进日租界，然后绕道海光寺、六里台的小路去南开大学。这条小路狭窄不平，右边紧靠小河，左边是一条陡坡，两车几乎不能并行。 

岂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在离南开大学不远的地方，不想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汽车经过六里台、七里台，正向八里台驶去的时候，迎面驶来一辆敞篷卡车。正当司机一面抱怨，一面准备寻找错车的地方时，对面卡车上突然站出４个穿制服的壮汉，而且正从腰间拔出手枪。见此情景，罗下意识地一下平躺在座位上，而几颗子弹已经从对面飞来-- 

罗的司机一见这阵势，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丝毫不敢怠慢，一踩油门，和对面的卡车紧蹭着驶了过去。从这一瞬间到汽车驶进南开大学的大门也就只有短短的几十秒钟，可就在这几十秒钟，罗隆基已经经历了一次缜密的暗杀行动。直到汽车驶进了南开大学的校园，罗隆基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才落下来。他稍稍镇定下来，走下汽车，看了看车后扬起的一溜尘土，缓缓走进秀山堂教室。眼前是他十多天没有见到的学生，他看到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和欢喜的表情，立刻恢复了往日的神采，讲起课来。而同学们哪里知道，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罗老师刚经历了一场大难不死的险情！ 

两节课上完了，罗隆基走进张伯苓的校长办公室，请张看看楼下的汽车。张伯苓看到汽车玻璃破裂的样子，以为是调皮的学生所为，当罗再让他仔细看看玻璃上的圆圆的弹孔时，张才明白了。随后，罗隆基将刚才遭遇的经过告诉张，张伯苓说："罗先生，你受惊了。这不光是您个人的事情，也是南开的事情。你是南开的教授，学校有责任保护你的安全，我要以校长的名义向天津市长报告，向南京蒋先生报告。" 

张伯苓是北方学界的头面人物，连蒋介石也不敢怠慢。就在不久前，蒋介石还把电报密码本送给张，以供张随时就华北局势进言。除了张伯苓向南京要个说法外，在北京的胡适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立刻发电向蒋介石抗议。罗隆基路遇枪击的消息不胫而走，当晚天津就已经传闻罗隆基被击毙。第二天清晨，北京、上海友人纷纷致电罗的家属节哀顺变。 

经过这次险情，《益世报》的负责人也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１９３３年底，罗隆基第二年聘约期满之前，天津市党部又向报馆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同时蒋介石也通过张伯苓捎话给罗，邀他去南京面谈。审度情势之下，罗隆基同意报馆意见，１９３４年初主动辞去了《益世报》的工作。 

罗隆基辞职以后，天津《益世报》的处境更加艰难。不久，蒋介石以总司令的名义通令全国停止该报对邮政和电报的使用，并威胁说："全国各地如再发现天津《益世报》，惟当地军政长官是问。"《益世报》从此被迫停刊。 

罗隆基在天津又呆了一段时间，除继续在南开执教外，还参与了一些社会活动。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国国家社会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罗隆基当选中央总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同年秋，他应召到四川峨眉山与蒋介石会晤。见面时，蒋对罗说："听说你在天津曾受过一次惊。"然后假惺惺地表示："哼，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蒋介石这次找罗来表现出礼贤下士的诚意，指定由峨眉军训处教务长陈诚负责接待。陈诚亲自陪罗隆基游山观景玩了几天，并不时从旁传达蒋的抗日决心和蒋希望罗为其讲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国战时行政情况，罗欣然答应，每日下午在山上为蒋授课，计有月余，蒋介石希望罗留下来为他工作，罗坦诚表白，没有参加实际政治的才能和兴趣，仍愿回南开大学教书并从事写作，蒋听后仍用习惯的口音"啊，啊，啊"了几声，不再有所表示。罗回到天津，仍在南开教书，偶尔也写些文章。 

天津《益世报》解禁多亏了张伯苓等人向黄郛疏通。黄郛是蒋介石拜把兄弟，常居莫干山养花种树，大有严子凌富春江钓鱼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派头，每逢蒋介石有疑难大症没法自了的时候，才请黄郛二哥下山抵挡一阵。黄自从与日本签定了《境法协定》不时往返南京与北平。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后，黄郛着手主持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张伯苓等借机说服，这才有条件地解除了天津《益世报》的禁令，报纸恢复出刊。后来黄郛离开华北，宋哲元掌握了平津政权，日本对华北的野心更加令国人忧虑，在此关键时刻，《益世报》决心再聘罗担任社论主撰，以重振该报昔日雄风，罗答应报馆聘约，并通过朋友得到宋哲元谅解，于是罗又回到《益世报》来。旧事重操，文笔更加老到。１９３６年３月，针对南京政府污蔑日益高涨的学生运动而发生"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６月９日又发表题为《日人制裁内战》社论，提出"在今日，我们是无条件反对内战的，用抗外作题目与中央发生内争者，我们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统一'亦不是中央政府进行内战的好题目。"并由此与胡适引发了一场笔战。 

罗隆基在天津《益世报》一直坚持到天津沦陷。这时平津报纸或者停刊，或者为汉奸伪组织接收。在此危难之秋，他和该报新的负责人生宝堂一致认为，天津《益世报》实处抗日前线，只要一息尚存，就应该坚守这个宣传抗日的阵地，继续为中国的抗战鼓吹呼号。他们团结报馆同仁在天津意租界继续出一单张小报，报告平津抗战消息，每天清晨即将报纸送到意租界和法租界之间万国桥（今解放桥）上发卖，常常抢购一空。这样坚持了２０天，直到报馆经理生宝堂被日军绑架杀害，天津《益世报》才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停刊，罗隆基也辗转离开了天津。 （来源：人物杂志社  作者:梁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