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在“绝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思想激励下，饶斌忍痛离开沦陷了的故乡东北，转入上海同济医学院读书。作为一名爱国的流亡青年，他曾和同学一道赴南京请愿，敦促“政府”抗日，宣传抗日救亡；同时也一次次看清国民党投降卖国的嘴脸。他在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抗日救国就要靠共产党，然而，党在哪里？已加入了共青团的他，开始了执著的找寻。

　　在满铁医大和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满铁医科大学名为南满铁路局办的，实际是日本人办的。日本学生比中国学生多，中国学生常受日本人的欺侮。一次洗澡时，为争一个淋浴喷头，饶斌被日本学生打了耳光，他很气愤，相好的同学也愤愤不平，大家想找机会出气。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学校停课，同班的中国学生爱国热情很高，拒绝上课，表示决不当亡国奴，并议定集体离校。离校前的夜里，那个耀武扬威的日本学生独自在校园里走，饶斌等几个人把他的头蒙住，狠狠揍了一顿。次日，共同搭火车去大连，又从大连乘船到天津。即派代表与政府当局商量转学问题。政府决定：从满洲医大入关的学生，集体转到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免除学费、宿费、杂费，生活费自理。饶斌由于经济困难常欠饭馆的饭钱，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个穷学生。他的生活费每月由他哥哥寄几元，接济不上时就借贷度日。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特别是大学学生都把挽救民族危亡作为己任。饶斌1931年11月进同济大学医学院时，正值全上海的大学生在抗日救亡联合会的领导下，掀起反帝抗日高潮。大学生三次赴南京请愿，全国学生在南京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运动，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上海学生第一次赴京请愿是9月下旬，由26所大专院校选派52名大学生代表组成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26日上午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礼堂接见学生代表，说些搪塞欺骗的话。消息传到上海，抗日救国会决定组织第二次规模更大的请愿。9月28日，三千学生分别乘两列火车赴京请愿，同济大学去160名。29日凌晨到南京，下午，学生集中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军校内布满武装士兵，还有几架飞机在头上盘旋。蒋介石接见学生时，讲了一通“攘外必先安内”的歪理，要学生“专心读书”。当晚分两批把学生送回上海。这两次请愿饶斌未到校，故未参加。10月到校后，由于他是东北籍的流亡学生，很快参加到抗日救亡的学生运动热潮中。入校后，结识进步同学王延春（此人1933年暑假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等人。

　　1931年11月，日本向辽西大虎山进逼，国民政府竟向“国际联合会”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而对浴血抗敌的马占山所领导的东北义勇军拒不支援。上海抗救会再次组织大规模的赴京请愿团，发电文指责政府没有抗日的实际行动。11月24日，上海大学生七千余人赴南京敦促政府出兵。饶斌当时串连从满洲医大来的同学和逐渐熟识的进步同学十余人，参加这次请愿，同济大学共去77人。

　　这段历史据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1910—1949）》中第58页记载：

　　“同济医学院饶斌、张勘滋等一批刚从满洲医大转来的学生，目睹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犯下的种种暴行，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盼望着政府立即出兵，打回老家去，他们经常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他们组织了为黑龙江抗日将士的募捐活动，到吴淞、杨行、崇明等地进行抗日宣传。”

　　请愿学生汇集到北站后上了火车。当局说没有司机，不能开车。学生们找到司机，才将火车开到南京。当天傍晚，就列队上街游行。走到国民政府附近时，国民政府关上大铁门。游行队伍过去后，大铁门又打开了。学生们很生气，立刻返回，冲进国民政府大院。大家在大院内列队坐下，不断地呼喊口号：“出兵北上抗日，收复东北失地！”、“惩办张学良，反对不抵抗主义！……”要求蒋介石出来接见学生，答复学生提出的要求。天渐黑，下小雨。南京的学生也来支援，又送水又送吃的。大家一齐喊口号。上海的学生很感动。坚持一阵，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出来，说他代表蒋介石答复学生的问题。大家不同意，不断地打断他的讲话，把他轰回去。学生们继续此起彼伏地喊口号。晚上，天气很冷，学生跳动取暖。饶斌与同伴始终坐在一起，轮流有人出去买点东西吃。午夜，一个胡子很长的人，不知是林森还是于右任，说代表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讲话，大家还是不同意，他站在桌子上很久，又被轰回去。学生们斗志很坚，终于把蒋介石逼了出来。他带着许多武装卫士，讲了些骗人的话，说什么政府正积极准备抗日，但抗日御侮要有通盘规划……并表示接受大家的要求，说学生回到上海不久，就会看到他的抗日命令，还写了手谕。学生们以为已达到目的，天也亮了，大家就喊着口号回到中央大学食宿，后返回上海。

　　12月初，上海的学生听说从北京到南京请愿的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发生了轰动全国的“一二·五”事件。12月9日，北京大学生代表到上海，向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介绍情况。北京大学生的行动使上海当局十分惊惶，上海当局绑架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又殴伤中国大学的代表，激起上海各校的无比愤怒。在上海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各校组成两千余人的赴京示威团，13日开赴南京。标语口号为：“对日宣战！”“反对卖国投降外交！”“反对政府压迫抗日的民众运动！……”这次同济大学去300余人，医学院前去的学生有饶斌等36名。蒋介石看见各地赴京请愿示威的学生络绎不绝，为了逃避不抵抗的罪责，12月15日宣布下野。17日，同济赴南京请愿团参加示威游行，冲击国民政府，砸了污蔑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社，遭到军警镇压。上海一批学生被打伤，一个同学被打死。为了防止再发生意外，晚上学生睡觉时组织纠察队，轮流放哨。次日黎明，发现军队包围了中央大学，并且进入院内。这就惊动了示威的学生们，大家都起床了。不久，一个军官让大家在院子里集合。军队越来越多，上海学生住的体育馆也被包围起来。学生出来后，即被包围。一个骑马的军官（后来听说是宋希濂）宣布说：奉国民政府命令，武装护送你们回上海。那个被打死的学生的同学提出要求，要把死者带回去，骑马的军官不答应，大家就齐声高呼：“不让带我们就不走！”军官答应可以把死者抬出来让大家告别。死者被抬到各校学生队前走一圈。有人提出有的学校有被捕失踪的学生，必须全部找到才能走。斗争一阵后，那个军官答应：上海的学生到车站，就把被捕的学生送到车站。达成口头协议后，学生开始向火车站行进。沿街路口均有军队，一直到火车站。大家上了车，但被捕的学生没来，有的学生主张卧轨，争取释放被捕同学。反动军队强迫司机开车。学生受骗，非常气愤，对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有了进一步清醒的认识。

　　饶斌是学运积极分子，在参加请愿示威中，看破国民党的伪装，认清他们投降卖国的本质，于是他和思想进步的同学更接近了。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又挑起“一·二八”事变。上海的十九路军，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奋起抵抗日军侵略。学生和民众又走向街头宣传，唤起民众抗日，为十九路军募集慰问品和军衣。饶斌积极参加这些活动。不久，淞沪抗战被蒋介石以投降妥协的《淞沪协定》葬送了。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1984年9月出版的《上海三十年代共青团回忆汇编》第一辑第46页中薛承缇回忆：

　　“1932年我考入同济大学，当时因为吴淞区没有党组织……我发展几个同学……。同济大学的团组织是直接由江苏省委巡视员小石领导的。我和小石曾研究发展李昌和饶斌入团，但因我……离开同济大学，没有同李昌、饶斌直接见面。”

　　1933年下半年，饶斌由德文补习班转入医科大学部。由于中学时就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所以他要求入党，并表示接受和完成进步同学梁成广给他的一切任务。主要是到火车站写标语，到大街上贴传单，一般都在夜间。从梁成广给他任务的情况看，饶斌认准他是共产党。8月的一个晚上，他对梁说：国民党打内战，不抗日，误国害民。要抗日救国就要靠共产党，靠工农劳苦大众，我希望参加共产党。时隔不久，梁约饶斌到他的宿舍内，在座的还有一个人，据介绍记得是大夏大学的，记不清姓什么，看起来是梁的上级。梁对饶斌说：你要求参加革命的精神很好，组织上同意吸收你参加C.Y。梁成广和那个人还说，本应举行宣誓仪式，但条件不允许，要记住两句话：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永不叛党！并要他今后就从这位同志手里接受文件。饶斌与那位同志拉拉手，简单谈了几句话。

　　1933年9月开过一次小组会，有梁成广、李昌、饶斌三人。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围剿苏区失败，又要发动第四次围剿的情况。研究布置写标语的任务。他们并不常开会，主要是个别联系。有时吸收进步同学开讨论研究问题的座谈会，人就多些。有一次有五六个人，有朝鲜族的李应来，一个山东籍姓蓝的（在一个大人物家当过家庭教师）。座谈讨论的是关于抗日救国的认识问题。还有一次饶斌、梁成广、李昌正在开会，会没开完，就要饶斌去校外接文件。他按时到指定地点，正下雨，等好久也没见人来。还有一次，他们三人研究应该注意校中国民党分子的动向，分析情况，认为学生会的头头尧继唐可能是蓝衣社的，四年级的李继三可能是国民党。一次李继三与饶斌偶然相遇，李继三说：“你也是南开中学的，我们可以组织个校友会。”梁成广等认为李继三、姓吴的与尧继唐很接近，表示对他们要警惕。校友会未组织起来。到底同济大学有无国民党组织，他们也不清楚，只知同济大学所在地的吴淞区有个国民党的区分部，挂着大牌子。

　　共青团支部努力团结进步同学，搞些宣传活动。特别是饶斌利用流亡学生身份，宣传抗日，反对内战，他还参加戏剧队演剧。一同转学来的张勘滋曾批评他公开活动太多，容易暴露。张勘滋原籍山东，会日语，有人告诉饶说，张是吴淞区委的，可能由他领导梁成广。饶斌受批评后，就不再演戏。以后注意多做个别人的工作，如冯兰溪、李应来、汪毓琪等，还对东北来的同学保持联系，组织参加业余活动如篮球队等，并从思想上给以影响。

　　1933年12月初，共青团与同济大学团组织联系的交通员被捕叛变，团支部书记梁成广被警察局抓走。一天下午三四点钟，门卫老鲍（思想进步的工友）把老梁的帽子和围巾送到饶斌屋里说：“梁先生到上海去了。”饶斌很奇怪，他和梁朝夕相处，梁并没说过要到上海的打算，天气这样冷，为什么反把帽子围巾送回来？为何自己不回来而让老鲍来送？正反复考虑时，学校秘书长周尚推门进来，见只饶斌一人，又关门走了。情况非同寻常，秘书长从来没来过他们宿舍，怎么没讲话又走了呢？联想起前些日子梁成广对他说：现在白色恐怖十分厉害，咱们绝对不能暴露。如被敌人抓去，是不得了的。饶斌赶紧把进步书刊和宣传品拿到进步同学王恒耀屋里，赶快找李昌，将梁的情况讲给他。两人研究后，认为梁肯定被捕了，两人需要暂时借故离校躲避，以观敌人动静。事不宜迟，当晚就走。饶斌去找接近较多、感情较好的同学李应来、冯兰溪，他们是他准备吸收加入组织的对象。饶斌把情况向他们讲后，他们也同意饶、李都到上海避避。饶又把宣传品和书取出来，交两人负责处理。饶只说到了去处，给他们来信。饶斌清理东西，把一部分留在王恒耀处，故意说：现在抗日有罪，我真怕受牵连。王说：你去吧，我给你保密。又找东北来的同学高有炳，嘱托他：万一我因抗日受牵连，希望适当照顾老母。当晚，饶斌、李昌乘末班车，从吴淞到上海。下车时，饶斌告诉李昌，准备到松江姨父家住几天。他当时想的是只要老梁不出问题，过些日子还可以回来上学，所以两人也没研究如何联系的问题。

　　第二天到松江县，饶斌的三姨父郑述坚在县政府当师爷，相当于科长，负责整理文书，三姨何福臻当家庭主妇。饶斌借口身体不好来休息几天。每天看看医学书籍，拉拉提琴，看看书报。过十来天，他给李应来、王恒耀去信，打听情况。二十多天后陆续收到回信，都说他和李昌离校后第三天，学校开除了他们；李应来告诉他不要回来。

　　得到消息后，饶斌十分苦闷，今后的路子怎么走？他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直到过完新年才离开。

　　从松江到上海，本想写信让同学把他的一些东西送来，但因为想回校继续上学心切，即又回校了解情况。傍晚到车站，天黑才到吴淞。街上行人很少，他走进学校，冯兰溪、李应来不在宿舍，高有炳处人很多，又到王恒耀屋里，只见到王一个人。他说，饶斌走的那天晚上，他也很紧张，把饶斌的东西清理一下，有些书籍、信件烧掉了。他们收拾好东西，王恒耀帮他提着箱子送出校门。快到校门口时，离校长翁之龙的家很近。饶斌突然有一种冲动，想问校长，能不能再回校读书。王说可以试试，我在外面等你。于是他闯进去，自称是东北同学的代表，来问校长，饶斌因病去亲戚家，为何被开除？我代表东北同学请求校长让他回校。并且说了些请校长体谅东北流亡学生读书的困难、希望他把事情处理好的话。翁之龙校长说，不是他不体谅，回来后如被抓走，书还是念不成，他也没办法。饶斌知道事情无法挽回，即说：同学们有意见，希望校长再仔细考虑。他将情况告诉王恒耀（这个人毕业后为饭碗计，为国民党做事了），就去车站了。仔细想有些后怕，留恋学校的心情，从此被迫打消了。

　　离上海后，饶斌坐船到天津。他家原住在河北区，因欠房租，被房主把全部东西拍卖了。家里境况很不好，现住在车站附近一间房子里。他再入校读书，根本不可能，只有找工作，但找工作必须有门路。当时他指望的门路有两个：一是四姨父毛羽鸿，是北宁铁路医院院长，但当时四姨正为被骗当姨太太而终日伤心落泪，他也很痛恨毛羽鸿，这个门路不能走；再一个是在青岛海军工厂的高厂长，即同学高有炳的父亲，曾帮助饶鸿焘在海军工厂找了会计工作，或许可以帮忙。于是，就来到青岛找哥哥。

　　在青岛当小学教员

　　饶斌住在哥哥饶鸿焘处──海军工厂职工宿舍，开始办找职业的事。原想直接找高有炳父亲谈，又想，还是先确定个方向，再请他帮助更好些。打听到青岛教育局长雷法章，原是南开中学的训导主任，饶斌上学时他虽离校，但总算有师生之谊。他就给雷法章写封信，说明他如何在南开上学及以后的学历，现因经济困难，想在小学教育方面服务，如蒙录用，请通知海军工厂高厂长转告。又将情况向高厂长讲了。不久，高厂长转来通知，允许他参加教员考试，考取后，分配在北京路小学任教。高厂长是青岛市市长沈鸿烈的同学。沈鸿烈任市长后，曾向南开校长张伯苓要人，由张伯苓介绍雷法章来青岛办教育，所以和高厂长有来往，这可能对录用为教员有关。饶斌去领委任书时，还和雷法章见了面。雷法章问饶斌是哪班的？饶斌回答了，还说出几个同班人的名字，但雷法章均不认识；饶斌讲到胡适的侄子胡思犹，雷说他认识。又问高厂长家的几个孩子（实际上是了解饶与高厂长的关系），对工作有何意见？雷还说一年级最难教，最好教三、四年级，谈了有十几分钟话。

　　饶斌住在海军工厂宿舍时，早起锻炼身体，总遇到一位名叫俞继忠的勤杂工，他常向饶斌问长问短，饶斌把家境穷困及上海学生三次赴京请愿等当故事讲给他听，他对抗日救国很感兴趣，也讲些青岛日本海军及日本浪人欺侮中国人的事，对饶斌无钱读书很同情，说自己也是读不起书的人，还问饶斌和高家的关系。饶斌意识到这个工人有革命思想，两人很谈得来。饶斌3月中旬搬到学校住后，俞继忠常去看望他。俞继忠劝饶斌，念不成大学也不要灰心。饶斌说：“不灰心，有你这样的朋友谈心，对我帮助、鼓励很大，能找些抗日救国的书看看就好了。”隔几天，俞给饶带来一本政治经济学，说：我知道你在上海是抗日积极分子，新到这里来，也可以慢慢地干嘛！饶斌表示，一定好好看这本书，抗日救国也需要有组织领导，希望能找到领导。俞说：你先看吧，慢慢找。在这种情况下，饶斌根据已有的革命常识认识工人阶级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俞是来做他的工作的。他对俞说：如能找到组织领导，什么事我都能干。俞含蓄地笑笑说：下次我再给你找本好书。大约在3月底，俞又去找饶斌，一同到海边，俞说，我又给你找到一本好书。他拿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饶斌对俞继忠的政治态度更明确了。他握住老俞的手问：党的领导呢？俞说现在组织决定我与你单线联系。并说，你新来青岛，三个月内不要暴露抗日面貌，多了解情况，站稳脚再做工作。饶斌把原来在同济医学院参加组织，以及梁成广被捕的事都讲了。俞说：这更需要隐蔽一个时期。并说以后我不到学校找你了，下次联系定在半月后，仍在此地。从此他与俞继忠有了联系，他认为是党的关系。

　　按照俞继忠的要求，饶斌认真学习、教书。他教四年级。他主动接触老教师，请求帮助，并了解他们的情况。校长姓于，是作家老舍的亲戚。教务主任臧鹤举，老教师，不安心教育工作。教六年级的王老师，有一套批改作业的办法，不谈政治，嘻嘻哈哈很随和。有的教师行为不端，有嫖妓的。有个东北女教师还有一点亡国恨，但平日很少流露。还有一位江西籍、一位河北籍的教师，比较诚实朴素。饶斌将情况向俞继忠汇报，表露对环境不满意，思想有些苦闷。俞继忠说：社会就是这样，要进一步了解情况，不要着急，以后还要从学生中了解情况，又约定下次会面的时间地点。

　　6月上旬，一个学生找饶斌说有人找。在操场边他见到梁成广，他当时很紧张，但强自镇静，两人握握手，问梁成广怎样出来的？梁说他姐夫（或是姨父）是上海海关有钱有势有社会地位的人，花了钱托人保他出来的。梁还说：你放心！我没暴露别人。饶斌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梁说：准备到日本学习。简单地说几句，饶斌就急忙去上课。他把这件事向老俞报告，老俞说要提高警惕，不要再联系；被捕的人如无组织介绍，不能再联系。饶斌就没有找梁成广。梁也没找他。

　　7月放暑假了，饶斌对环境不满意，还想回上海读书，觉得自己在大学中做工作还有点经验。老俞劝他说：那条路走不通了，在这里慢慢创造条件，可以开展工作。

　　8月下旬，念南开中学时对他的思想起启蒙作用的同学王兴让来了，他们是少年时代的知心朋友，无话不谈，王兴让告诉饶斌，他失掉组织关系，要到上海去找；饶斌也想告诉王，他现在有单线联系的关系，但不敢讲，只讲到上海有困难可来信，或许可以给予帮助。他把王兴让送上船时，问如何给他写信，王兴让说他不可能有固定的住址。这件事饶斌向老俞报告了，老俞说做得对，不应讲他和老俞的关系。老俞说：上半年他对饶斌进行了解，饶斌也了解了周围的环境，现在可在学生中进行些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这时饶斌已随班任五年级教师了。饶斌对教育事业和学生产生了感情，他上作文课时，出些题目，启发学生认识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如《一件令人气愤的事》。学生们写各种各样的事，如国民党海军欺侮城市贫苦劳动人民的事，日本妓女和日本水兵打中国人的事……对好的作文张贴堂上或让学生传阅，进一步启发学生。利用这些活材料，饶斌向学生提出问题：怎么解决这些不合理的问题，你长大了怎么办？孩子们讲想法，还引导他们讨论，再配合国语课文，宣传抗日爱国的思想。饶斌向老俞汇报后，老俞说，怎样做到既能进行教育，又不致被人抓住把柄。他俩研究后，认为在作文、日记上，尽量不批字，好的，让学生在课堂宣读或传阅，不要往墙上贴。对好的作文，多用口头表扬。还可正面出题，如你最有兴趣的事是什么？也可自选作文题，只要内容好的题目和作文，就会在学生中起好作用。这时，他工作有了兴趣，思想有了寄托，比较安心。

　　大概在九十月间，青岛开了一次全国运动会，亲日派何应钦参加，青岛出现抗日传单。老俞拿来些传单，饶斌就放在运动场的厕所旁。这些传单对反对卖国投降，激发人们对抗日救亡的激情起到一定作用。

　　10月后，天快冷了，饶斌兄弟二人，把父母从天津接来，这就有了家。这时他生了病，找个叫周俊英的老师代课，他休息了几天。这学期从海军派来军训教官到校，很粗野，欺压劳动人民，公开嫖妓；但这人也骂何应钦。

　　1935年1月放寒假了。四年多没在家生活，母亲做的饭菜非常可口。饶斌本想做东北籍女教师的工作，但她近30岁了，急于找个丈夫成家，对抗日救国热情越来越淡薄。饶斌去过她家两次就放弃了。

　　开学后，老俞说：目前时局很紧，日本侵华活动和国民党镇压民众抗日活动更凶了。要在学校中警惕那些思想反动的教职员，特别是那个军训教官；对学生的工作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不能让人抓住把柄。以后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接头，不要互相找。本来这个学期开始，要到工人夜校任教，老俞说要隐蔽，便不去了。

　　这时，饶斌认识了一个女中高二的学生王美丽，是一个学生姐姐的同学，是在运动会上认识的。一个星期日两人出去玩一天，照了一些相片。下一个星期日，她来找饶斌，看到他会拉小提琴，就说她也很喜欢音乐，两人互相了解各自的家庭情况等。第三天，王写信给饶斌，很热情，饶斌复了信，约定星期天到公园玩。谈话中知道她好看进步小说。饶斌也讲了东北学生流亡之苦，她也有抗日热情，表示愿与饶斌建立通讯关系。饶斌了解到她父亲是基督教徒，可能是个牧师。

　　饶斌把与王美丽交朋友的事告诉老俞。老俞说：她肯定也是基督教徒，我们革命的人是无神论者，不能与这样的人谈恋爱，饶斌说她是否是教徒还未弄清楚。老俞说：你如想找女朋友，慢慢地我可以帮助你，这样的人，必须审查清楚。

　　4月，王每周来一封信，饶斌也简短答复。一个星期天她又来校一次。饶斌问清了她本人是基督教徒后，问她信不信真有基督？她答：又信又不信。饶斌宣传了一番对信教的不同看法，她也没有反对。本来家里和学校都知道他们的关系，大家都希望往好处发展，但饶斌接受老俞的意见，决定结束这个关系。

　　这时期饶斌班里的学生思想又有提高，作文里常常揭露社会的黑暗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他们说长大了要学岳飞精忠报国，要学马占山抵抗侵略，作文中也有尊重工农劳动群众的内容。

　　5月中下旬，饶斌突然接到匿名恐吓信：不许向学生宣传抗日和赤化，并进行威胁。他立刻意识到有敌情，敌人注意到学生的思想进步。他本想立刻找老俞，但担心有人注意。第二天一早他去找老俞，不见老俞扫地，就问看门老头：“老俞哪去了？”老头说：“不知道，有人说回家了，有人说被抓走了。”饶斌不敢多问，回校分析情况：回老家，不可能！可能被捕了。而他收到的这封恐吓信也在这时候，其中是否有关联呢？怎么办？他估计一定有人观察他、注意他，是谁呢？不管是校长，是教官，还是别的老师，我要把恐吓信公布出来，表示我不怕！第二天在教员预备室，他公布了恐吓信，还说：学生抗日，老师有罪，我才不怕呢！

　　过几天，到约会日期，饶斌比往日去得早，为防意外，他未到约会的大石头旁，而是远远地守望着，太阳落了，大地一片模糊，约会时间已过一个多钟头，老俞未来，也未见附近有人。他判断老俞被捕，但没有暴露他。

　　6月，他失去与老俞的联系，不想当教员的思想又活动起来，想回上海继续学医。他准备先和王美丽谈一次，停止关系，地点选在代课老师周俊英家。周俊英已和电报局的职工盛树滋结婚。盛能刻图章、拉胡琴、唱京戏，有文人味道。因为他们家离王美丽的家近，所以就在他家约会。饶斌讲了处境和打算，说到上海后能否入学还未可知，又说前途是不平坦的等等，并提出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吧！王美丽对他很有情，要求他到上海后告诉她在什么地方住。

　　6月下半月，饶斌写信给高有炳，请他打听一下，能否给转学证书。高有炳活动的结果是可以留一级。饶斌想虽然梁成广没有牵扯出他，但回去还会引人注意。而且同济主要用德语讲课，不如去用英语的上海医学院更适应些。看来上海没什么危险了。暑假后，他决心考上海医学院，7月初离开青岛。

　　在上海医学院

　　到上海后，住在上医学生宿舍，因为当教员时积存一些钱，暂时生活还没问题。经过考试、体检，被录取。他向学校提出，他是东北流亡学生，经济困难，请求给予奖学金或找一个工作以补助学费。还具体提出如有的人家需要家庭教师的亦请帮助介绍。学校答复：补助金、奖学金均没有，可以帮助介绍家庭教师的工作。

　　不久，校长颜福庆办公室通知饶斌，有一个姓李的港务建筑工程师留学美国，家有两个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大的是男孩叫贝贝，10岁，二的是女孩，叫妹妹，8岁。每天辅导一小时，加上路途需两小时。人们叫这位工程师K.C李，和姨太太一起生活，住徐汇区，家中十分洋气，说话常用英文。李家离上海医学院不太远。

　　8月学校开学，饶斌学医的梦又续起来。功课比较紧，每天还要花费两个小时去家教馆，月收入10元钱，学习和生活都很紧。他很想找王兴让，接上革命关系，还可搞些革命活动，看些进步书刊，交些思想进步、能谈得来的朋友。

　　12月末快过年时，在静安寺路突然遇见王兴让，令人十分兴奋，他们走进一家书店。王兴让的警觉性很高，老注意着旁边，怕被人发觉。说几句话后，知道王很困难又没地方住，饶斌给他两元钱，告诉他可以住在他的宿舍。饶斌对同屋的同学说，有个穷同学正找工作，没地方住，希望同学们同意他住到宿舍来。大家表示同意。王兴让来了，饶斌供他食宿。钱不够，就以借学费的名义向计苏华借50元，王兴让也使用一部分。王兴让说：他也失掉关系，正设法找组织。他还讲了形势，说红军已离开江西苏区北上，北京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党中央已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兴让住了一个月，1936年1月底，在上海又被捕了。饶斌对王比较信任，又和他没有组织关系，不怕受牵累。私下里和同学端木蕻良（以后当了作家）商量如何营救他，结果束手无策。同学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王思想进步。饶斌在宿舍里也宣传一些对政治、形势的看法。

　　1936年暑假是饶斌最苦闷的时期，期终考试两门不及格，留了级。又要教书又要上学，精力太分散。不教书，交不上学费，也就不能上大学；要上大学，就得每天去教书，精力有限，矛盾怎么解决？干革命工作吧，有关系的同志相继被捕；找社会工作，既无路子又不甘心。暑假，他暂留校，苦恼十几天才定下心。既然别无他法就留级吧，决定后回到青岛家里。打听老俞，听说已放出来，在推车卖书。饶斌找几次也没找见。家中住得很挤，父亲酗酒，醉了总和母亲打闹，留级的事他对谁也没说，住了几天就回上海了。

　　开学后，继续读书就等于应付了，饶斌对是否能读完医科大学失去了信心。他经常和端木蕻良等进步同学一起看进步刊物和材料，如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一些刊物和材料。这时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如绥远抗战、上海纱厂大罢工、七君子被捕以及鲁迅先生逝世等，都在人们心里激发了革命热情，直到年底爆发张、杨对蒋介石的兵谏。

　　西安事变前，王兴让从苏州监狱出来，到上海找饶斌。他说，是在电车站接关系时被捕的。他还说，他只有一只手臂，有特征，容易被敌人发觉，不适于做秘密工作。现在北方抗日形势很好，他想到北方军队里工作，想找些游击战争的书看看，做些思想准备。他住在亭子间里。饶斌讲思想苦闷，念不下书去，想请王介绍一位能在思想上引导他帮助他的人，王答应了。

　　过几天，王兴让找饶斌和端木蕻良，说他快走了，有人提议照张相片，除三人外，还有个弹钢琴搞音乐的姓杨的，是端木蕻良的朋友。后来，王兴让把饶斌带到他住处说，给他介绍个朋友，有问题可和他谈。这人叫严希纯，和周恩来等一起工作过，和一些中央领导人比较熟。一会儿，严希纯来了。严希纯当时在一个通俗科学杂志社工作。饶斌告诉他上海医学院地址，希望有空能来谈谈。严希纯答应下星期日去。饶斌很高兴，觉得有人帮助自己了，对严希纯抱很大希望。

　　严希纯说他也是失掉关系的，正在努力找组织，没有关系也要努力做革命工作。所以在严希纯的帮助下，饶斌做过一些工作。

　　西安事变后，特别是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人们思想很混乱。严希纯对饶斌详细说明我党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政策，这有利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可以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如果杀蒋介石就中了亲日派的诡计，会导致更大规模地打内战，日本鬼子对中国的侵略就更肆无忌惮了。他要饶斌进行宣传，并注意同班人的政治反应。同屋住的人都同意。班内小部分人同意，一部分不表态，还有部分人不同意。严与饶分析了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后，商定由饶斌继续向计苏华、胡鸿慈、聂崇明三个同室的同学做工作。又要饶斌在同学中开展要求释放“七君子”（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在上海领导抗日救国活动而被捕，被投入苏州监狱）的活动，饶斌在同学中进行宣传，计苏华（苏州人）还为此去了苏州。

　　严希纯还让饶斌了解端木蕻良（原名曹京平）思想、政治、生活情况。端木是左翼作家，在南开中学时与饶斌、王兴让是同学，在上海住在饶斌宿舍对门。他写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文艺作品出了名。这个时期他们很接近。端木说，他拥护共产党，赞成革命，但参加共产党会影响他写作。端木的小资产阶级文人味道很浓，生活很浪漫。严希纯说此人现阶段是革命的同路人。严告诉饶斌对周围的人要从政治上进行分析。

　　严希纯还给饶斌看过中共中央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要》、党中央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以及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等，是在严的住处看的。依照这些文件精神，在同学中作宣传。

　　一次在外滩会面时，饶斌把他在同济的一段历史（当时误认为是入党）告诉严希纯，请他帮忙接上党的组织关系。饶斌还请严帮助他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当时从思想情况和经济情况都不能再上大学了。严答应帮助他，但需要机会，并说争取在去延安前，解决他党籍问题。后来据王兴让说，严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