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父亲成为吉鸿昌的副官
　
　　１914年，我的父亲王再兴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城。1925年，他在米脂县东街小学读书时，结识了共产党员毕维周等人，开始接受革命思想。
　　1928年7月，父亲由毕维周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支部书记，第二年１1月转为共产党员。在党团组织领导下，父亲在米脂县三民二中校内外积极进行革命活动。不久后，他跑到榆林考上陕西省立第六中学，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原名榆林中学，创建于1903年，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李子洲、刘志丹、贾拓夫等先后在这里执教或学习，发展和培养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在20世纪20年代末，全校300多名学生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就有八九十名。
　　父亲考入陕西省立第六中学后，担任学校团支部书记。党团的活动引起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注意，他把校长马济川（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教师调往绥德师范，继而派兵到学校镇压学潮，并准备逮捕一批共产党员。一天，父亲得知敌人要进校搜捕进步学生，非常着急，立刻通知一些党团员迅速转移。王兆相就是其中之一。王兆相是神木人，大高个，在学校里几次和反动学生打架，非常引人注意。父亲找到王兆相，对他说：“敌人要来抓人了，校门口已被封锁，出不去了，你赶快从后面走吧！”在父亲的帮助下，王兆相翻墙逃出了学校。后来，井岳秀抓走了十几名同学，一些党员被判了5年至10年徒刑。1955年，王兆相被授予少将军衔。
　　一些同志离开学校后，父亲担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一次，父亲在抄写秘密文件时被训育主任发现。训育主任向宪兵队告密，宪兵队包围了学校，父亲在其他同志都安全转移后，才翻墙逃走。宪兵队的马队紧紧追赶，子弹把父亲的棉衣都打开了花。父亲连夜逃到米脂城外周家沟的三姑家，亲戚将他藏在堆麦秸的土窑里，才躲过了宪兵的追捕。敌人抓不到父亲，就搜查了我爷爷家，将我的伯父抓去，关了几天后才放回来。从此，父亲有家不能回，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离开学校后，父亲转移到横山，担任横山县团委书记，继续与敌人斗争。不久，敌人得到消息，追至横山，党组织通知父亲离开陕北，到山西平遥从事工运工作。为掩护身份，他在平遥织布厂当了三年织布工。

　1933年初，日军侵占了热河省，进而攻占了察哈尔省东部。5月，中共河北省前线工作委员会联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在张家口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吉鸿昌任第二军军长，后来又兼任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察哈尔省警备司令。
　　共产党派了大批党员参加抗日同盟军，父亲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公开身份是吉鸿昌的副官，追随吉鸿昌驰骋沙场。
　
　　吉鸿昌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后，于6月率部北征，收复察东失地。北路军在吉鸿昌指挥下，所向披靡，三战三捷。6月至7月，相继收复保康县、宝昌县和沽源县，紧接着向多伦发起进攻。多伦为察东重镇，日本人视为攻略察哈尔、绥远两省的战略据点，派重兵把守。7月7日，抗日同盟军分多路向多伦发起进攻。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强大的火力，顽强抵抗。经过两天三夜的激战，多伦仍未攻下。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于地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与此同时，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凌晨，吉鸿昌再次组织猛攻，里应外合，终于打败日伪军，收复了多伦城。在战斗中，父亲紧随吉鸿昌，始终坚持在战斗的最前线。由于父亲从不讲自己的经历，所以我至今也不知道率士兵潜入多伦城内的那个副官是不是他。

　　多伦的收复，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至此，察东4县全部归于抗日同盟军之手，成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抗日力量。
　
　　父亲冒着生命危险给狱中的阎红彦的妻子尤祥斋送去一件棉袍。吉鸿昌被捕后，父亲遭通缉
　　
　　当时，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抗日，专门排除异己。蒋介石以破坏国策为罪名，命令何应钦指挥16个师进攻同盟军。何应钦暗中勾结日军夹击同盟军，同盟军腹背受敌，寡不敌众，遭到失败。9月，吉鸿昌率部且战且退，退到河北顺义、昌平（现均属北京市）一带；战至10月中旬，弹尽粮绝，败于北平小汤山。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退居天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父亲也随之来到天津。　

　1934年春天，吉鸿昌同共产党员南汉宸、宣侠父和任应歧等在天津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吉鸿昌任主任委员。“反法西斯大同盟”联络东北军、西北军以及李济深、李宗仁部队中的抗日反蒋人士组织抗日武装，在天津对秘密武装斗争人员进行培训，之后派往全国各地点燃抗日烽火。他们还编辑出版了《民族战旗》，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  
　　父亲的公开身份是吉鸿昌的副官，实际上是中共河北省委白军部的成员，是党组织派给吉鸿昌的助手。他协助吉鸿昌开展“反法西斯大同盟”的工作，与各方人士沟通联络。吉鸿昌家的小楼成了党组织在天津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联络站，被称为“红楼”。此外，父亲还要完成中共河北省委交代的其他任务。 　　有一次，父亲到杭州去送情报，刚到接头地点就被警察围住。警察在他的外衣中没有搜出可疑东西，恼羞成怒，扣留了他的外衣后叫他“快滚”。父亲转身离开，心中暗叫“侥幸”，因为情报就藏在他的衬衣口袋里。

　　1934年秋，地下党内出了叛徒，一些同志被捕。一天，父亲收到从天津德国租界监狱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王先生：我是从米脂到天津来投亲的女人。投亲不遇，举目无亲，遭人陷害进了监狱。可怜我身怀有孕，又遭此难，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虽然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我在老家听人提起过你，知道你为人仗义，所以我冒昧地给你写信，求你看在同乡的分上，救救我这苦命的女人和那没出世的孩子吧！”信后面署名是“米脂同乡尤祥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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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祥斋（1912～2006），是米脂县最早参加革命的女同志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在中共河北省军委作交通机要工作，10月被捕入狱。她和我的姑姥姥高敏珍都是米脂妇女运动的先行者，最早打开米脂妇女运动的局面。她的丈夫阎红彦也是陕北的老革命。阎红彦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大队长、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父亲与阎红彦相识于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期。1934年秋，阎红彦被中共中央上海局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尤祥斋被捕时，阎红彦已远在莫斯科，无法救援。
　　地下工作的纪律非常严格，不准发生横向的关系。尤祥斋大概是以前从党组织那里知道的父亲的情况，这才写信求援。父亲接到信，非常着急，除了报告上级党组织之外，当即去监狱看望尤祥斋，并把自己的棉袍带去给她。尤祥斋不久在监狱里生了一个男孩，后经党组织营救，于1935年出狱。

　　19９9年，我去看望尤祥斋阿姨，她看见我十分高兴，不由得想起60多年前的往事。87岁高龄的尤妈妈虽然满头白发，思路依然非常清晰。她坐在床上，缓缓地叙说往事：“你爸爸是冒着生命危险到监狱来看我的。他带来一件长袍，我把下边剪短，改成一件女式旗袍。棉袍帮助我和孩子度过了监狱中的漫漫寒冬……”  
　　在天津受过秘密武装斗争训练的人，后被派往全国各地进行抗日活动。在安徽活动的人被捕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下令通缉吉鸿昌、南汉宸、宣侠父等人。中共地下党组织得到情报，立即采取应变措施，南汉宸、宣侠父先后离津。吉鸿昌因等一批军火，暂留天津。父亲陪在他的身边。
　　国民党当局为抓捕吉鸿昌，精心策划了一系列阴谋。1934年１1月9日，吉鸿昌等人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被特务击伤后被送到法租界工部局。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听到消息后，一边通知有关人员迅速转移，一边派南汉宸夫人王幼兰去上海，请南汉宸联系国民党上层人士营救吉鸿昌。法租界巡捕在抓到吉鸿昌后，立即搜查了吉府。他们在父亲床下的箱子里搜出了吉鸿昌和南汉宸所拟的《西北抗日义勇军细则》的底稿，以此作为给吉鸿昌定罪的证据。不久，报上出现了通缉父亲的消息，父亲只好离开天津。

　　国民党军统局特派员郑介民向法租界当局交涉，用4万元买通工部局，将吉鸿昌引渡到国民党天津市公安局，随后又送到北平东直门内炮局子陆军监狱。蒋介石多方拉拢不成，亲自下令枪毙吉鸿昌。１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写下大义凛然的绝命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同时遇难的还有任应歧。
　　父亲追随吉鸿昌驰骋沙场，从中学到不少军事指挥知识，为以后几十年的战争生涯打下了基础。他敬仰将军的为人，怀念将军，几十年铭记在心。 
　　在北平寻找地下党时，父亲机智地避免了刘仁落入敌手。在陕北就任一团政委，跟随刘志丹参加红军东征战役
　　父亲离开天津后来到北平，寻找地下党。他每天在街头奔波，寻找过去的联络点。一连找了几个，发现都被破坏了，无法接上关系。有一天，他又去另一个联络点，刚刚走近，就发现周围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转悠。父亲本想立即离开，转念一想，又怕其他来接头的同志吃亏，就在附近守候。突然，父亲看见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远远地过来了。他赶快迎着刘仁走过去，边走边向刘仁摇手。刘仁心领神会，迅速离开了是非之地。

　　解放以后，刘仁曾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父亲于1954年调到北京后，多次听人提起，说刘仁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希望和他见面。父亲听后只是笑一笑，不作任何表示。他觉得当年向刘仁报警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值一提。刘仁现在身负重任，工作忙，不便打搅。尽管同在北京，他从未和刘仁联系。我上高中时，同班一个同学的父亲也是陕北人，在北京市委工作。他听说此事后向刘仁求证，刘仁高兴地说：“王再兴救过我，我一直在寻找他。我一定要和他见见面。”在同学父亲的帮助下，1960年春节前，父亲带着我到北京市委大楼去见刘仁。那天晚上，市委大楼放映电影《洪湖赤卫队》，我和同学看电影，父亲和刘仁单独见了面。他俩具体谈了些什么，父亲没有告诉我。

　　1934年，中共北方局决定调派一批青年党员骨干去陕北，加强陕北党组织的力量。1935年初，父亲被派回陕北。同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对陕甘边、陕北两个特区实行统一领导，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从此，原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统一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父亲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央决定将陕北地方武装编为红二十八、红二十九、红三十军。红二十八军军长是刘志丹，政委是经过长征的宋任穷。第五支队编入红二十八军一团，团长黄光明，父亲任团政委。一团成为红二十八军的主力团。
　　西北革命根据地地处黄土高原北端，与毛乌素沙漠相接。这里自然条件恶劣，百姓生活贫苦。中央红军主力一下子来了近万人，吃、穿、住都碰到很大困难。中央红军主力经过一年多长征，绝大多数人衣衫褴褛，有的人甚至穿着短裤，打着赤脚。陕北的冬天非常寒冷，衣着单薄的中央红军如何过冬？为了帮助中央红军主力解决困难，陕北红军总动员，全体指战员参与筹集粮食、布匹、棉花，做棉衣、棉鞋，挖窑洞等工作。父亲和妇救会员们一起，挨家挨户动员妇女们为部队做棉衣、棉鞋。1936年3月，因工作出色，父亲被选为红二十八军唯一的代表，出席了陕北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6年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出师抗日，进行东征。红二十八军奉命从吴堡北上，向神木、府谷进军，打通陕甘宁苏区和神府苏区之间的联系，帮助巩固神府苏区，然后从佳县以北渡过黄河，挺进晋西北。红二十八军一路北上，接连打胜仗，在佳县通过百余里的白色区域和封锁线，于3月20日进入神府苏区边界，当天在柳树沟歼敌一个排。第二天，红二十八军与神府红三团一起，歼灭驻太和寨敌军杨相枝营两个连，击毙击伤敌军100多人，俘虏敌官兵近百人。3月22日，神府特委在陈家坪举行大会，隆重欢迎红二十八军到神府。神府苏区军事负责人王兆相是父亲在陕西省立第六中学的同学，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
　　当时，敌人正在对神府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红二十八军的到来，吓得敌人心惊胆战。3月25日，红二十八军一举攻占沙峁镇。神府红三团和新三支队抓住大好形势，全面出击，迅速收复了敌军在“围剿”中占去的大部分失地。

　　同日，红二十八军军部接到毛泽东、彭德怀的电报，要求红二十八军迅速进至府谷、佳县之间的黄河西岸，准备渡河攻占黑峪口、罗峪口渡口，打破敌军的黄河封锁线，配合左路军（即红十五军团）的行动。当时，黄河西岸的渡船都被阎锡山强行拉到对岸，部队没有渡船无法渡河。在神府特委及王兆相的帮助下，神府人民用了6天时间赶造了5条大木船。3月31日，红二十八军用这5条木船强渡黄河成功，迅速攻占罗峪口和黑峪口一线，并在罗峪口全歼晋军丁炳青部二一六旅一个营，俘虏了包括营长在内的300名官兵，缴获了一大批枪支弹药和物资。

　　渡过黄河后，红二十八军接到中央急电：为配合红军主力进逼汾阳，威胁太原，打通山西前方与陕北之间的联系，保证东征红军背靠苏区，特令红二十八军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地区进击，并相继攻占中阳三交镇，牵制和调动敌人。4月14日拂晓，围攻三交镇战斗开始。三交镇是敌人重要据点，防守严密。红二十八军初到山西，敌情、地形都不熟悉，进攻受阻。刘志丹听说进攻不顺利，带着警卫员等亲自到前线观察敌情，不幸中弹。当父亲听说刘志丹负伤，和宋任穷从前沿阵地赶到时，刘志丹已停止呼吸。父亲和全体指战员都十分悲痛。
　　5月，红二十八军随主力结束东征，回师陕甘宁。
　 
　　抗战爆发后，父亲跟随宋时轮领导的雁北支队转战于长城沿线，给日军以重大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