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中的陈铭枢
发布时间：2009-12-18 10:57:22
发布人：
天堂天使
大革命时代造就了铁军(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这支英雄的军队，也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铁军人物，这些人物同铁军一样，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陈铭枢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于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几个重要条件都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三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三个师不主动攻击，而是采取守势，在衡阳周围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攻坚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役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被分化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事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是较高的。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陈铭枢在北伐时，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书，他以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据说陈以后也喜欢佛学。其实这也不是怪事。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萧克看过一个条幅，据康生讲，1936年他到巴黎，见陈铭枢，是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铭枢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致使这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陈铭枢是铁军中一个影响很大的人物。北伐时期，他同张发奎都是师长，仗打得好。当时部队中对于他们两人的指挥有这样的评论；“张发奎攻击勇猛，陈铭枢会守会攻。”1928年国民党军事杂志中登有蒋光鼐写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评价张、陈二人：“向华(张发奎)师长之蹈厉无前。真如(陈铭枢)师长之指挥若定。”这两句话是中肯的。就军事指挥来讲，二人的风格各有千秋。北伐时期，由于北洋军阀政治上、军事上腐败以及人民的积极援助，北伐军采取长驱深入的战略，张发奎可以“蹈厉无前”而所向披靡。陈铭枢之“指挥若定”，在北伐军攻城夺地的大规模运动战中，与张发奎相得益彰。但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这几个重要条件都变化了，他们的用兵方法，还和过去差不多。铁军三分后，张、陈两军曾大战三次，张发奎还是以前那种作战方式，结果都遭失败。这大概是古兵书上批评的“有正无奇，遇险而覆；有奇无正，势极即阻”吧。反观陈铭枢之指挥若定，更多是靠谋略。花县之战，先以防御态势顶住张发奎的“三板斧”，在其攻势被遏止向西退却时，由蒋光鼐率三个师转入战略追击。他不采取跟踪追击，而至广西北流；张以老办法从广东高州猛攻北流，结果大败，退到南宁附近，仅有的两个师缩为一个师。1930年夏衡阳大战也是这样。当张、桂军回师南下时，蒋光鼐率三个师不主动攻击，而是采取守势，在衡阳周围构筑工事，待其攻坚，当张、桂军攻坚受挫时才转为攻势，将其歼灭。以上战役说明二人的用兵方略，陈较灵活，有在不同战争环境中的适应性。
在政治上陈铭枢也比张发奎的眼界宽阔，他虽然在1927年3月脱离铁军，跑到南京投靠蒋介石，并参加了军阀混战和“围剿”红军。但“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他的政治倾向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拥蒋变为反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张反蒋抗日。“福建事变”失败后，他这一系统的铁军虽被分化了，但陈铭枢等继续同共产党合作，坚持进步。他组织了中华民族大同盟及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组织，宣传抗日主张，动员抗日力量，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事业。1949年他和蒋光鼐、蔡廷锴出席了全国政治协事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尔后一直在全国政协和人大任职。
陈铭枢的文化素养是较高的。据北伐军第四军苏联顾问戈烈夫在他写的《中国的军队》一书说：“陈铭枢在北伐时，公文箱很少军事书，却带了好些佛学书，他以为中国军人少读军事而喜读佛学是怪事。”据说陈以后也喜欢佛学。其实这也不是怪事。一个成熟的军人喜欢另一方面的知识，无可非议。在延安时，康生曾给萧克看过一个条幅，据康生讲，1936年他到巴黎，见陈铭枢，是陈为他写的。康生说：“一个军人能写这样的字也不简单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对陈铭枢进行了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并作了错误处理，以致使这位长期与共产党合作、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有不小影响的老朋友，于1965年抑郁而终，诚令人叹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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