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3-7-21 18:58:22 来源：情系中华 作者：平 凡

    李惠英，美籍华人，作家、社会活动家。祖籍湖南湘潭，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７年移居香港，１９６８年定居美国。数十年来，她以作家、记者、教师的身份，在中国香港、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做了大量介绍中国实况、增进中美人民友谊、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工作。她还担任美国海峡两岸交流会及海峡两岸关系研讨会会长，香港《镜报》月报、《地平线》月刊洛杉矶分会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

    有人说：“李惠英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把热情燃到哪里。”

    火一般的华裔女杰

    在北京的王府饭店，笔者和李惠英如约见面，印象至深。她富有感染力的手势，激越的语调，话到动情处眼中闪烁的滢滢泪光，都不禁使人受到感染。她自然流露的，是历经世事沧桑而依旧顽强燃烧的生命激情，是她对祖国的一颗滚烫的心。

    毛泽东曾亲切会见的“小老乡”

    １９５５年，李惠英和她的丈夫、香港名医马禄臣，怀着对家乡的思念，也怀着对新中国的好奇，参加了“香港工商界回国观光团”，到广州参观苏联展览会。李惠英很快发现，国内的情况并不像香港某些报刊宣传的那样，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充满朝气和活力，使她感到耳目一新。

    ５４天的祖国内地之行，李惠英历经１１省，行程４０００多公里。这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行程的最后一站广州，李惠英吐露了三句肺腑之言：“新中国使我由看轻自己变得重视自己；使我由坐井观天变得大开眼界；使我由害怕共产党变得爱共产党了。”

    当火车离开广州，激情难抑的李惠英说：“我恨不得爬上车顶，掏出心肝，甩进祖国的大地！”

    回港后，李惠英马上连续撰写了许多篇“祖国观感”，在香港各家报刊上刊发。由于她写的文章激情洋溢，真实生动，很受港人的关注和喜爱，她也因妙笔生花而出名。

    １９５６年，李惠英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４６年后，她仍然记忆犹新：“辽阔、壮丽、万头攒动的天安门广场辉煌璀璨，游行队伍的恢弘场面震撼人心！那次，我真正见识了祖国的伟大！从那年起，我真正明白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光荣和自豪。”

    也是在那年春季，李惠英再次率港澳工商界妇女祖国观光团（也称“太太团”）深入内地参观。就在这次访问中，毛主席亲切会见了这位湖南“小老乡”。

    谈起那次会见，李惠英依然动情：“毛主席大概从何香凝老人那里听说我在香港写文章介绍新中国，所以见面时就说：听说你的文章写得很好呀。他还说：你写大陆现状的报道，要在大陆多走多看，只有眼睛见到的才是真的，耳朵听到的未必是正确的。这次你自己看自己鉴别，有什么说什么，没有见到和感受到的就不必说。好的就说好，不好的就说不好……”

    “当时我听到这样的话心里好感动，”李惠英继续说，“那时的中国，比起发达国家显得一穷二白。可毛主席没有要我只写美言祖国的文章，而是说你看到什么就写什么。我理解就是要写得真实。”

    “我永远都会记住这句话，我永远都会这样去做。”李惠英强调说。

    “与老陶结缘，我更有条件做中美之间的沟通”

    １９６３年，丈夫马禄臣去世，李惠英把女儿马超雪送到美国读大学，自己也移居美国。尽管身在美国，她仍不放弃演讲、采访、写文章，还积极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对增进中美两国的沟通和了解投入了满腔热忱。

    １９７５年夏末，她到芝加哥参加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她准备乘飞机到威斯康星州看女儿，在希尔顿饭店门口等机场班车时，碰到一位也在候车的外表谦和、有学者风度的美国中年男士。

    因为车没来，李惠英随手翻出一本刚出版的香港中文杂志《广角镜》浏览，这期杂志刊登了她在墨西哥参加“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后所写的文章《粉红色的墨西哥》。

    同在等车的那位男士凑过来，指着杂志上的大标题，用汉语对李惠英说：“这几个字我认识。”李惠英一愣。她已经结识了一些美国人，但其中识汉字能说中文的微乎其微，正是这一点，立即消除了她对这位萍水相逢的异国男士的警惕和隔膜。几句话一说，她才知道他也是来参加美中人民友协全国大会的。

    李惠英把杂志递给这位懂中文、有风度的蓝眼球男士。男士看了文章附着的作者照片，知道了身边这位女士还能写文章。

    机场班车到了，蓝眼睛的男士随她上了车，递给李惠英一张名片。从名片上，李惠英得知他的中文名字叫“陶慕廉”，是美国南加州大学（洛杉矶）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兼教授。

    “按照中国的习惯，我可不可以叫你老陶？”李惠英问。

    “可以。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李惠英，英文名是LiliaLi。”

    到机场时，他们碰到来送父亲的陶慕廉的女儿，陶慕廉邀李惠英一起喝咖啡。“你如果到洛杉矶来，可以找我。”陶慕廉说。李惠英想到刚刚参加的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号召要在美国人民中间广泛宣传美中友谊，就对他说：“你可以为我安排到南加州大学演讲，介绍中国吗？”他随即答应：“可以，一言为定。”

    后来，李惠英果然得到赴南加州大学演讲的邀请，她的演说才能使到场的老陶为之倾倒。通过交往，李惠英也逐渐得知老陶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精通6国语言，能写中文，精通朝鲜文，从40年代起就关注亚洲远东的和平问题，和韩国的几届总统关系非同一般。

    两人都感到双方有很多吸引自己的地方，这种吸引进而升华为爱慕之情。1976年他们在纽约结婚。

    与陶慕廉结为夫妇后的李惠英，更深地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我更有条件做中美的沟通工作”，她这样说。她继而成为美中人民友好协会纽约市协会的永久会员，又在洛杉矶市协会担任执行委员，由于贡献非凡，1981年被授予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杰出会员奖。由美国主流社会发起的各种会议和活动中常可以看见她的身影，听到她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

    于是，在丈夫的眼里，李惠英“时常饭也不吃，觉也不睡的老是在写，不是写报道，便是写讲演词……”“我们结婚之前，她提出的惟一要求，就是要有独用的书房。虽然一切都替她准备好了，但不久她又向睡房发展，在房中加放了一张长达七英尺的旧餐桌，充当写字台用。这也罢了，随后她竟在厨房的一角摆满了文房四宝。她经常一边煮食，一边写作，往往把胡椒当盐，酱油当醋，因此她烹调出来的食品，一如她的人生经历，可谓是五味俱全”。

    舌战粉红的墨西哥

    说起充当李惠英和陶慕廉姻缘月老的文章《粉红的墨西哥》，就不能不说李惠英在墨西哥城的精彩故事……

    １９７５年６月，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举行。盛会期间的墨西哥城，到处可以看见或高达数丈或小至寸许的粉红色鸽子装饰，墨西哥变成了一个粉红色的都市。大会有１４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２万名代表参加，盛况空前。特别是非政府论坛的会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表演的，卖货的，宣讲的，静坐示威的，各国女权人士都争相宣传展示本国本土的形象和主张。

    美国来了一支３００多人的妇女代表团，其中有好几位是在美国家喻户晓的女权运动先锋人物。美国妇女协会的发起人比也来了，她的经历颇富传奇色彩，个人又很有些口才和号召力，是妇女论坛上显眼的人物。

    与会的中国妇女人数却很少，除了李惠英外，还有三名华侨妇女。她们势单力薄，却一枝独秀，特别是颇具演讲才能的李惠英，因前些年经常返回祖国大陆，了解中国妇女，遂成了“抢手货”，许多地区的妇女姐妹都追踪不舍，向她询问中国妇女的情况。这倒成了李惠英向各国姐妹广为宣传中国的良机。

    为满足各国姐妹的要求，妇女论坛特别安排了一场轰动一时的“东西方妇女对话”，题目是“何以真正实现男女平等”，李惠英和比分别代表东方和西方的女性。

    那一天，能容纳３０００人的会议大厅，座无虚席，连过道、台阶和每一空隙处，都挤满了人。李惠英礼貌地请比发言，比却斩钉截铁地回复道：“你先说吧。”于是李惠英便从容不迫地介绍起中国各工厂各机关托儿托婴以及妇女堕胎和男女同工同酬的情况，因为她知道，以比为会长的美国妇女协会，自１９６６年创立以来一直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堕胎合法以及设置托儿所，可１０年后仍无成果。

    当李惠英介绍到“中国妇女人流后，还可享受１０天的假期，工资照发”时，比面露恼色，厉声申斥说：“我不是来听你宣传的！”

    谁知此语一出，竟惹怒了一位美国听众，她跑到台前为李惠英作证：“我刚从中国回来，她说的都是实话。”这时，台下又有许多人对比大喊道：“不要打岔，让她说下去！”还有一些听众则给李惠英递条子，条子上写的不是要求回答的问题，而是鼓励的话。一位瑞士华裔谭女士写道：“不要怕，我就坐在你对面。”多么富有人情味的话语，让李惠英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力量！

    傲慢的比被众人冷落了，这大概是她有生以来不曾有过的尴尬。她小声嘟囔着，悻悻而去。李惠英则面对众多关注的目光，继续用亲见亲闻向各国姐妹们解说中国。

    她感慨地回忆道：“姐妹们如此殷切期盼能和中国妇女会面。她们的热情真是无法描述，每次我演讲之后，她们都耐心地等候提问，散会时间到了，仍不容许我宣布散会，仍从台上跟到台下，从会场跟到走廊问个不休……”

    当有人问李惠英这次会议的最大收获是什么？她说，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一个最好的机会，向世界妇女介绍中国！

    “理想一天未实现，我内心一日不安宁”

    １９８５年，李惠英发起成立了海峡两岸交流会，并担任会长。她说：“海交会是一个不谋利的民间组织，既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补助，也不受任何权力的控制和管束，一切活动经费都由会长负责，以保障更公平客观地表达追求和平统一的赤诚之心。该会本着言论自由的宗旨，替海外华人创造一些和解的机会和许多自由对话的论坛，敞开心扉，交换意见。”

    为了这个目标，她自费奔波在北美各地，热忱相邀持不同政见的华人、侨胞，共同探讨统一大业，在洛杉矶和世界许多地方召开座谈会、演讲会。她和会友们完全是充当义工。在海外搞爱国活动，并非易事，出面联络，租借会场，提供餐饮，印刷资料，刊登广告，邮寄通知，她都亲历亲为。

    李惠英的行动触及反华势力的要害，她的个人安全受到威胁。曾有人打破李惠英家的门窗，闯入楼内，拿走数套礼服，以示警告。她申请去台湾探亲，屡遭拒绝，直到１９９０年才被获准赴台。

    １９９５年，因李登辉访美，“汪辜会谈”被迫中断。以两岸统一为己任的李惠英，为恢复会谈而奋力奔走于两岸三地之间。她心情焦虑地说：“我所倡导的和平交流，阻碍重重，会谈中断，和平统一可望而不可及，国际风云变幻，一切距离理想甚远。而理想一天未能实现，我内心一日不得安宁。”

    奔波途中，她在香港摔断三根肋骨，但她仍顽强地忍着剧痛，按照事先安排，召开记者会，抱病奔走，痛斥“两国论”。

    李惠英有一个非常有见地的观点：中国至今实现不了统一，原因很简单，就是有人不愿意统一以致两岸的官方谈不拢，所以需要做工作，需要我们这些非官方人士来敲边鼓。她以湖南人特有的耿直说：“我不主张老是让赞成统一的人坐在一起开大会，这些人你还用做他们的工作吗？我们要和不赞成和平统一的人来往沟通，慢慢地做他们的工作，有针对性地协商。”

    担任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长的李惠英，为使大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联盟性，开得名副其实，亲自出面做了许多工作，把以前从未参与过和平统一促进会团体活动，但在海外华人中很有影响和号召力的传统侨社领袖，请到了大会上来。

    当被李惠英动员到会的全美中华公所、中华会馆联谊会秘书长黄金泉，安良工商会全美总理伍健生，洪门致公堂全美总理陈耀扬等著名侨领进入会场时，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隆重欢迎和特别关注。

    李惠英在会上再次重申了自己一贯的见解，即要“联合起来，做好与美国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尤其要重视做主流社会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同情与支持”。这次会议开得有声有色，美国华文报刊《世界日报》、《侨报》纷纷予以报道。

    “为了和平统一，我心甘情愿被利用”

    ２００２年８月，李惠英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大会。与会者约４００人，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和美洲、亚洲、欧洲以及全美的２０多个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团体。大会上，李惠英被推举为全美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会的名誉会长。

    谈起出任名誉会长，李惠英觉得，这是人们对她多年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她在全美华人中影响力的承认。她说：“有人说请我当这个名誉会长是利用我，我说，为了和平统一，我心甘情愿被利用。”

    是啊，李惠英数十年如一日，为祖国的和平统一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她认为，“统一”是个大目标，但首先需要做的是交流与沟通，创造良好的对话环境。

    １９７９年，身在异乡的李惠英敏锐感到，中国大陆的对台策略开始松动，北京主动向台湾伸出了交往之手，提出“三通”口号。

    李惠英很快与几位在美的台湾籍华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社”，几经磋商研究，研究社决定以一群海外炎黄子孙的身份，用最真挚的情怀、公正的态度、诚恳的笔调，给台湾当局写一封信，要求尽速响应北京提出的“三通”，让台湾和大陆的同胞相互往来。李惠英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起草信件的主笔，她废寝忘食，字斟句酌，终于完成了大任。

    这封信深切地写道：“海峡两岸的同胞，都是炎黄子孙。三十年来，竟然音讯不通，往来断绝，以至亲友之间，鱼沉雁落，父母子女，骨肉分离，凡此种种，都是人间最惨痛的悲剧。

    三十年来，海峡两岸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如非亲历其境，真是无法臆测。为此，彼此往来，实在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的一件好事。两岸同胞往来得越密切，炎黄子孙的阵容就将更为壮大，我们在有生之日，也就无愧于列祖列宗了。”

    信写好后，怎么寄出去呢？李惠英又和研究社成员一道，千方百计搜集来台湾当局“诸位先生”的名址，并拟定了一份投寄人名单，仅直接投寄台湾的信件就有４００余封，还有不少封信寄往台湾岛外的台胞。

    “为了沟通，我这个人不怕难”

    ２００２年国庆节前夕，李惠英随美国南加州大学校友团一行五十人来到中国，作为期一周的观光访问。她和丈夫陶慕廉以随团演讲者的身份，要为校友团作８场演讲，介绍中国国情，并对有关问题讲解释疑。

    李惠英说：“我这次愿意随这个团来中国，目的就是为了沟通。校友团的成员都是有学识、有建树、有影响的人物。做好他们的工作，使中美大众得到更深层的沟通，使美国的民意支持中国的和平统一，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愿意不拿报酬地为这个团作义务演讲。”

    尽管李惠英此次的身份是随团演讲者，但她从来没忘记自己是“娘家人”。她尽心尽力地为校友团的特别活动操持联络，为他们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盛大的午餐欢迎会，并给每一位团员赠送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礼品。当看到团员们满意的笑容时，她欣慰地说：“这是为中国争了面子，不是为我个人。”

    曾有人问李惠英：您早已功成名就，大可坐享其成，为什么仍然孜孜不倦、风尘仆仆、四处奔走呼号呢？李惠英回答得很干脆：“为了追求理想！”因为她亲历过祖国遭受凌辱的痛苦，也感受到国家强盛的骄傲。她以火一般的热忱爱着祖国，以奉献的精神促进和平和统一。

    李惠英非常珍视回到祖国的机会，总是满脑子想着尽力多做些沟通工作。当国务院台办有关领导设宴款待她们一行人时，李惠英只想着利用机会更多地沟通交谈，宴席上的饭菜甚至一口没动，打了包带回住地一看，包里只有一条海参。夫君陶慕廉先生笑言：“她从来是个废寝忘食的人。”

    当记者问道：“你这么多年倾心投身沟通的工作，困难多吗？”“我这个人不怕难！当然做这个工作，有人恨我，有人反对我；但也有人爱我，支持我。比如你们就爱我，不然怎么会用这么长时间和我交谈！”李惠英依然是快人快语，笑声爽朗。

    （责任编辑   徐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