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巨生前是财政部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主任，先后任财政部外汇外事司副司长、涉外司副司长、国际司副司长、驻亚洲开发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执行董事。2007年9月在甘肃出差时不幸发生意外，永远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热爱的财政事业。

在他短暂的50年人生里，无论何时何地，他那一腔爱国之情从未淡漠，对党的忠诚和信仰从未动摇。我想，用赤子之心去形容他的爱党爱国之心，再贴切不过了，而想要写写他的冲动也正是来自于此。

 老巨是这样的人

1992年10月至1996年3月，老巨被派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他所在的岗位属于联合国第五委员会，专门负责行政预算，讨论决定联合国各种经费的交纳和使用等事宜。

对这段工作情况，在财政部为他写的生平中这样评价：“他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我国的对外精神和一贯立场，他明确阐述我国的主张，适时适度地呼应或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合理主张和要求，不仅维护了我国的权益，也赢得了发展中国家的赞誉。”

当时中国的政策是：根据各国社会经济情况，按照支付能力原则交纳经费，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坚持发展中国家要比发达国家少交经费的原则。

记得1995年，他和他的同事为各国分摊会费及“两伊”战争维和经费问题，经常加班至深夜。一次在讨论各国如何交纳维和经费问题时，老巨与来自东、西方两个发达国家的代表争执起来。老巨援引历史案例，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据理力争。辩论时，他口气坚决，论理雄辩，说得对方很不舒服。对方无奈提出了讲话要用外交辞令的意见。老巨随即回敬道：“外交辞令不能代替问题的实质！”发表完自己的意见，他拂袖而去。等他回到中国驻地时，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陈健副大使已经得知消息，他找到老巨说：“某国方面很着急，是怎么回事？”这时老巨激动的情绪尚未平息，不过待陈大使弄明白了原委，看着老巨，用赞赏的语气说：“我知道了！”，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们的坚持得到了胜利。

事发之后，某国外交官对老巨敬佩有加，诚挚地邀请老巨到本国工作，还许以各大企业任凭选择的条件。老巨礼貌地回绝了。

在联合国担任会费委员会专家期间，老巨一直坚持我国政府原则，力排“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应该多交会费”的论调，并强调“联合国不是富人俱乐部”。经过反复计算、艰苦地谈判，以GDP和人均GDP两个指标为参照系计算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会费比例，确定当时美国的会费比例是23%，日本15%，中国仅为0.79%，成功地为中国争取到较为合理的会费比例。

老巨的心中充满对祖国和家乡的热爱，他虽然英语流利，但乡音不改。他曾任联合国会费委员会委员、教科文预算委员会委员、农发基金执行董事、亚行预算委员会委员，多年来频繁往来于国内国外，可谓见多识广，因为有着多年的外事经验和工作能力背景，一些外国银行和大公司对他发出过多次邀请，每次他都婉言谢绝，就像处理一般事情一样平淡，谈及此事总是一笑而过。他的公务护照多达9本，可见出国次数之多，但他按时回国的念头从未动摇过。他曾对我说：“共产党培养了我、给了我一切，虽然当公务员工资不高，但这是为党为国家工作，外国人给再高的工资我也不会去，我老巨这辈子是党的人、是中国人，不能为了高薪和待遇去给外国人打工。”他说这些话的表情是坚定和严肃的，我至今记忆犹新。原财政部外事财务司赵冰如老司长曾打趣地说：“派巨奎林出国就放心吧，拿棍子打都打不走的！”

他心中的最高利益

2002年至2005年间老巨被派往总部位于菲律宾马尼拉的亚洲开发银行，先后担任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副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对这段工作情况，在财政部为他写的生平中这样评价：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扩大了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改善了同发达国家的关系，维护了国家利益，使中国在亚行的影响和作用得到了扩大和加强。

老巨在担任执董期间，除了处理各项日常工作外，还肩负一个艰巨任务——中国籍候选人竞选亚行副行长。当时的背景是，自亚行20世纪60年代成立直至2003年，还没有中国人担任过亚行副行长这一职位。历史上，中国曾争取过3次，均因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特别是上一次竞选时，一位来自人民银行的候选人已到面试阶段，还是被挤掉了，国务院时任主要领导同志认为这是中国的一大缺憾。2003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有了显著提升，在国际舞台特别是亚太地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对这一次的副行长竞选志在必得。然而，此次竞选十分激烈，各种势力、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形势异常复杂。

老巨深知任务之艰巨，积极贯彻财政部领导在副行长竞选问题上的各项指示精神，在竞选的各个重要发展阶段，老巨与执董办的同事们不分日夜，密切跟踪分析各种复杂敏感议题，及时向国内汇报各方动态，并按国内各项指示，有针对性地、巧妙地采取应对措施。

长期以来，亚行副行长竞选的另外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的态度，因此，以往亚太地区的副行长总是来自韩国、印度等美国的盟友国家。事情的发展往往并不按照常规进行，就在选举已经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候选人极有把握当选的情况下，突然得到消息：韩国总统在访问日本时，将要求日本支持韩国籍候选人这一问题作为正式议题向时任日本首相提出。这给当时对中国友好的亚行行长本人（因亚行是日本创建，行长有史以来一直是日本人）及管理当局带来了极大压力。正在这时，又一件意外事件发生了，令人措手不及。一位亚行的中国籍局长与美国籍副行长在工作中发生冲突，还被威胁撤职。亚行的许多中国籍职员对此义愤填膺，希望老巨以中国执董身份出面干预，甚至中国执董办的同志们也一再建议老巨尽快表态。一方面是亚行副行长的竞选，需要尽量回避与美国发生不快；另一方面是同胞的诉求。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权衡利弊，老巨认为不能因小失大，对中国籍职员事件选择了暂时沉默。他很清楚此举会被大家误解——中国执董在关键时刻不为中国人说话、没人情味、太窝囊。在那些日日夜夜里，巨大的压力使老巨几乎得了失眠症，我不知怎样去帮他、开导他，我所做的只能是与他一道默默承受。后经暗中了解情况，侧面委婉斡旋，最终那位局长只是被调换到另一局任职，解除了僵局。

历经努力，2003年7月4日，时任亚行行长千野忠男提名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金立群为副行长唯一候选人；7月10日，亚行执董会正式批准了千野行长的提名，任命金立群副部长为亚行副行长，并于8月1日如期到任。至此，历时近半年的亚行副行长竞选工作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在亚行高层的代表力量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为国家做件好事而兴奋

“基金中心”（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中心）从上报财政部到国务院批示同意，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就是‘顺势’！这件事真是太好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国家。往大里说，就是中国已经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出了实质性贡献，并已站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前沿。多重要啊！”对于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老巨兴奋得逢人便说。

2005年初，老巨从亚行回国后就开始关注筹建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这件事。我也是那时由他的介绍才了解《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减缓气候变暖、节能减排。“外国人想做减排，来到中国却不知道找谁，我们企业想减排又找不到援助，做这件事就是为给双方搭起个平台，规范、促进这项交易。”

许多人不理解他，快50岁的人了，为何放弃稳稳当当的国际司副司长职位，而去打拼一项全新的事业？但我深知老巨不为图钱不为图利，就是想为国家为人民多做点实事。“我归根结底只是一个农民，喜欢做脚踏实地的具体工作。对于我来说，能够发展到今天，无论做什么我都感到很满足。” 基层出身、深爱脚下这片土地的老巨，正因为了解中国国情，他才毫不犹豫地挑起了基金筹建的重担。

在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及各部委鼎力配合下，年届50的巨奎林充分发挥这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与优势，使基金从无到有，从几个临时工作人员的筹集班子迅速发展到20余名全职工作人员的正规机构，他为基金的筹建、宣传、运营做了不懈的努力。2007年4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审核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同月，基金开始业务运营，第一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国家收入资金进入基金账户。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成立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是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成立的第一个专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基金，维护了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这是老巨钟爱的新事业，他逢人便说：“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业，是积德行善的事业”，他欲将自己余生的工作与应对气候变化、落实节能减排紧密联系在一起。今天，基金中心的工作在同志们继续努力下，已进入了腾飞阶段，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事业。

他是农民的儿子

老巨为人善良、纯朴、宽厚、豁达。他出身于贫穷的农民家庭，在童年的岁月中，曾吃过多家饭，受过众多乡亲的帮助，他深知底层老百姓生活之艰难，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

记得他到亚行工作的第一年，曾带亚行执董团一行考察中国，他专门选择了贵州的穷困山区，为的是让当地能够争取到亚行的贷款机会，以解决他们修路难的问题。为了让执董团的高官们能详尽了解情况，他亲自担当英文解说，尽量真实地介绍山区的水果如何因为没有公路而不能运出，农民的大批水果很多都烂掉，致使当地农民勤劳但不能致富。老巨用心动情地讲解，感动得多位高官们落泪。他们也不由得问老巨：你怎么讲得这么有感情？老巨坦荡地答道：因为我就是农民，我是农民的儿子，深知农民的辛勤劳苦和生活之不易。

他出差常常会买回来一堆地摊上的小手工艺品，我奇怪地问：你买这么多做什么？他说：看到穷困地区的老人、妇女拉扯着小孩子在卖东西真不容易，就都买下了。他不仅要多买甚至“包圆儿”，而且还会给人家一张大票不让找钱。不止一次，地方上陪同的同志们开玩笑说：“巨司长走到哪儿都扶贫。”

一次临过年前，他去农贸市场买菜，买回来像水桶般粗的一大捆芹菜，我惊讶地问：我们怎吃得了这么多菜？他说：卖菜的小姑娘手都冻裂了，我都买了，快让人家回家过年吧。

老巨为人宽厚，对亲人、朋友、同事、下属都很友善，从未见他大声训斥过谁，即便别人做了错事，他也会宽容待之。性格上，老巨是个粗犷的人，他在生活上粗心大意，不懂得照顾自己，他的衣服常让我费口舌逼着去买，他常说“生活上差不多就行了”。在他离去后，曾与一位好友谈到他，我惋惜地叹道：他怎么如此粗心大意呢？怎么不把自己照顾好呢？如果他那天临回来时不拒绝当地政府安排的护送人员，也许就不会出事了。朋友平静地回答：“这就是老巨，他是个考虑大事的人，他把工作和国家大事想得很多很细，却不会细致地去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如果那样，便不是老巨了。”是呀，我当然知道，并且还清楚：老巨是最不愿麻烦人的。

他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普通得如千千万万的党员一样，曾经宣誓的诺言，就一辈子去执着地履行；他是一个平凡的人，平凡如万万千千的国家公仆一样，每天做着必须要做的工作，时刻听从国家和人民的召唤；他还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该担当的责任就努力担当。他不曾说过豪言壮语，但他用行动表达对党对祖国的忠诚是如此的铿锵有力；他不会写华丽的诗篇，但他以作为谱写出人生精彩的乐章是如此的浩然壮美；老巨虽然走了，但他那豁达开阔的胸怀、一腔爱党爱国的热血豪情，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我为自己的丈夫是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人民的公仆而由衷的自豪！。

                                                                  妻子：郭玉                     2011年6月20日写于北京

注：此文于2012年4月在财政部财政文学会主办的《财政文学》第四期上发表。衷心感谢和巨奎林一同工作过的同事、朋友们对本文中所有事件的核实、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