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封信看周扬对陈学昭的关怀
发布时间：2010-10-13 14:2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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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行天下
1962年的除夕，陈学昭被摘掉右派帽子后，心情非常激动，在春节的鞭炮声中，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的感慨，促使她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下这样一封汇报信，信中说：
去年四月中我身体很不好，杭大党校让我在家翻译法文资料，一直到十一月中。从十一月中起因为党校从杭大搬走，另外分配了工作，叫我仍回图书馆，编摘《文艺动态》。这是属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虽然是编摘，对我说来仍感困难。仍在家里工作。身体还是不好，只要一紧张，一累，血压马上上升。还是天天吃药。觉得现在这工作比翻译还吃紧些似的。在翻译资料时，有些日子我人觉得还好些，还能有精神有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写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一些革命战争的回忆，五年来日积月累，写写停停，已写了十三万多字，剩了一个尾巴，现在再没有时间写完它和修改它。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周扬与陈学昭的“摘帽”
1957年，陈学昭遭受厄运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让周扬给浙江省委打电话，为陈学昭辩白，希望省委批评一下，不要划为右派。周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即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并申明自己的态度：陈学昭为人耿直，想说就说，并非出于恶意，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但周恩来、周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
成为右派的陈学昭，被下放到绍兴文化馆，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文化馆。期间，文化馆发生了窃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是陈学昭监守自盗。对这一飞来的不白之冤，陈学昭只能向周扬申辩。她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冤枉。周扬虽然不了解情况，却相信陈学昭的申辩。他责成中宣部的同志，以中宣部的名义给陈学昭回信，对她进行劝慰。尽管如此，窃案的发生，还是给陈学昭带来了伤害：
母亲紧张过度，加上劳累，血压升高，患血管硬化。窃案破获后，母亲又给周扬同志一封信，说明案件已破，请求回杭州治病，很快得到中宣部回信，让母亲写信给浙江省委宣传部表明她的请求。母亲即写信给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同志。这是1960年3月。母亲回到杭州后，再次写信给浙江省委，说明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样，从1958年初中毕业就到农场劳动的我也调回杭州，这是1960年10月（2002年11月14日，陈学昭之女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到了1961年的暮春，周扬来到杭州。他约见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陈学昭。谈话中，陈学昭向周扬详细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遭遇。周扬对此深表关注，并关切地谈到了陈亚男的前途。陈学昭告诉周扬，她的女儿因自己的拖累，初中毕业就务农劳动，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她本人则希望继续求学。周扬表示同意，并要求有关部门安排让陈亚男继续学习。1961年9月，已错过考试时间的陈亚男，直接进入杭州大学附中高中班就读。事过一年，陈学昭在给周扬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说出充满感激的“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话。
这次谈话后，周扬还解决了陈学昭的生活问题。自从工资制实行以来，作为专业作家，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成为右派不要说不能写作，即使能写作，有谁能发表右派分子的作品？但是，像陈学昭这样的作家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周扬要求有关部门，恢复陈学昭的工资。这样，从1961年6月开始，陈学昭拿到了受到行政处分后降级了的工资，恢复了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
1961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全党进行纠“左”的大背景下，一些被认为表现好的“右派分子”陆续摘掉帽子。被周扬多次关注的陈学昭，也终于摘掉了帽子。
这时，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大半生的陈学昭，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党内。她在信中也直言不讳地向周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虽然按照当时党内对右派问题的处理意见，周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对陈学昭予以照顾。
1963年，全国文联在北京西山举办学习班，周扬指定让陈学昭参加。在京期间，陈学昭去看了周扬、苏灵扬夫妇。就在这次见面时，周扬向陈谈到1957年周恩来同志让他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事情，并鼓励陈学昭继续写作。
周扬与陈学昭的平反此后，“十年生死两茫茫”。在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岁月后，两人都幸运地生存下来了。1977年10月，周扬与陈学昭再一次见面了。陈亚男回忆说：1976年上半年，《鲁迅日记》（比以前更加全的）出版，日记中多处提到母亲的名字，这样，好像被众人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件事，加上母亲的敏锐嗅觉，她似乎感觉到国内政治运动将发生变化。从1964年到1977年已13年没有到北京了，她也想到北京走走，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那时，鲁研室的叶淑穗、赵淑英、吕福堂常有信给她，极力鼓励母亲去北京看看鲁迅故居和纪念馆。这样母亲去了北京（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在北京，去看望一直关心自己的周扬夫妇，是陈学昭的心愿。她想方设法打听到周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后，立即给周扬写下一封信：周扬同志，灵扬同志：
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我这次是经过自己的矛盾斗争，终于决定来京一次。我是十月十日晚到京的，住在我童年的好友我的姊姊陈宣昭同志家。到京后，我想来拜访你们，但是探听不到您们的住址，直到前三天才从我的一个侄女，由她探听到，现在写这信，想能寄到。不知您们什么时候在家？我能见到您们么？现在我把我的住处和电话号码写上，如果我可以去见到您们，请接到信给我一个电话，约一个日子和时间！感盼！！
……
几天以后，在女儿的陪同下，陈学昭看望了周扬夫妇：
那次，母亲见到周扬夫妇，大家都很激动，很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周扬同志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给我的印象家不像家，倒像住在简易宿舍里。周扬和苏灵扬两人的身体都不好，谈话内容差不多围绕一个话题，就是受尽迫害，身体搞垮了。没有谈到母亲的平反问题，那时每个人情况各自都不能把握，一切都在观望等待中（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转过年的1978年，等待中周扬解决了工作问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问，稍后担任副院长。而在杭州的陈学昭，也感到自己平反的时机已经到了：
1978年入秋后，母亲先是在《人民日报》头版，读到温济泽被安排职务的长篇报道，不久又得知黎辛、李之琏先后都已回到北京，等待解决1957年的问题，报上还连续登载有关这类人的问题得到平反（应该是改正）的报道。可是母亲却在不安中等待着（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陈学昭的不安，是因为她在看到这些信息之后而给浙江省委的反映自己问题的信没有得到答复。为了问题的解决，她又写出了陈述报告，托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朋友温济泽（此时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研究生院副院长）转送周扬时，并附了这样一封信：起应同志，灵扬同志，您们好！
从报纸上常读到起应同志的讲话和各种消息，知道您们很好，非常高兴！我好些时没有写信问候了，知道您们很忙，心里总觉不该太多的打扰您们！请千万注意身体！劳逸结合！灵扬同志好不？挂念！今天我又是无事不上三宝殿，我想请求起应同志帮助我，这是一位老同志出的主意，请求起应同志把我寄奉，托济泽同志转奉的这封公函转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家扬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于冠西同志（于冠西同志是第一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或者转给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和李丰（？）平书记。不需要在我这封公函上写按语。据说这样就会较快些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起应同志在浙江的党领导心中和党内外的威望极高！不知能否转寄这封公函？我太打扰您们！衷心感激和不安！我和我女孩永远不会忘记周伯伯苏妈妈对我们的帮助！别的请济泽同志转陈了！
敬致革命的敬礼！
学昭11月5日下午，1978亚男敬祝周伯伯苏妈妈安！陈亚男告诉我：为了让当时的省委领导了解自己，母亲要周扬转送她的陈述报告。母亲想到她对周多年来的了解，及周对她多年来的关心帮助，加上周对她的了解，才会想到致信周，并想通过周对她的了解去向不了解她的人作些介绍说明（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周扬按照陈学昭的要求，在转送报告时给铁瑛写了一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
今天上午省文化局来了三同志，其中一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位同志也是在政策办公室工作的。文深同志（主任，文化局副局长）告诉我说铁瑛书记已收到周扬同志的信，在信上作了批示，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本来要在春节前解决，来不及了，过了春节要尽快解决。当时我听了很激动。他们很热情地关怀我，到冬天，衣服穿多了，我行动更不便，他们看见我这副形态，很同情我，我想起这后十年的揪斗情况，又克制不住地哭了。但从前揪斗，打，跪的这些年月我从不对那些家伙流半滴泪的。
我真不知【怎样】感谢您们对我的帮助！终生也报不尽！！现在我就耐心等着，他们一再对我说要尽快解决，起应同志的讲话我一定设法去借一本《作品》来学习。我实在应该好好学习！（陈学昭致周扬信，1979年的1月26日）。
在等待的过程中，陈学昭的心情是迫切的。1979年2月2日，陈又给周扬写信，“请求起应同志在胡耀邦同志前说一说，再催一催！关于我到底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是应该弄个彻底清楚的！”
周扬是否跟胡耀邦说过，限于材料，不知其详。不过，在陈学昭提出这个要求后的第三天，浙江省委就通过了为其平反的决定：
省宣传部负责落实政策的副部长（？）周群同志今天上午已送决定给我看，关于57年的事是错划的，给予改正，省委常委已通过。恢复党籍，级别和工资，工资从去年10月起要补发。又对我说明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安排我的房子写作环境，把亚男调出来。也会安排我职务，当然还是让我写东西。我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永世不忘您们给我母、女的关怀和援助！！（陈学昭致周扬信，1979年2月4日）
平反后，陈学昭离开了杭州大学，又回到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1979年10月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陈学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徐庆全
去年四月中我身体很不好，杭大党校让我在家翻译法文资料，一直到十一月中。从十一月中起因为党校从杭大搬走，另外分配了工作，叫我仍回图书馆，编摘《文艺动态》。这是属于文艺理论方面的，虽然是编摘，对我说来仍感困难。仍在家里工作。身体还是不好，只要一紧张，一累，血压马上上升。还是天天吃药。觉得现在这工作比翻译还吃紧些似的。在翻译资料时，有些日子我人觉得还好些，还能有精神有时间写我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写知识分子改造，也有一些革命战争的回忆，五年来日积月累，写写停停，已写了十三万多字，剩了一个尾巴，现在再没有时间写完它和修改它。
从去年六月起党给了我每月一百十七元五角的工资，我很不好意思拿，因为一则我工作得很少，二则过去的稿费还剩有一点，没有用完，但又想到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恩情！后来我问了党，究竟该不该拿，党叫我拿，我拿了，可是心里总还是不好意思的！
去年秋季开学时，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她在杭州大学附中高中部，功课还能跟上。党的恩情，我和孩子永世也报答不完！
我现在一切包袱都放下了，的确感到轻松愉快，我希望我身体能好一点，还能为党多做一点工作，真正起到一枚小小螺丝钉的作用！心里感到难过的事情，就是心心念念还是非常渴念组织，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周扬与陈学昭的“摘帽”
1957年，陈学昭遭受厄运的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让周扬给浙江省委打电话，为陈学昭辩白，希望省委批评一下，不要划为右派。周扬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即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后，并申明自己的态度：陈学昭为人耿直，想说就说，并非出于恶意，批评一下就可以了。但周恩来、周扬的努力并没有奏效。
成为右派的陈学昭，被下放到绍兴文化馆，主要的任务是看管文化馆。期间，文化馆发生了窃案，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是陈学昭监守自盗。对这一飞来的不白之冤，陈学昭只能向周扬申辩。她给周扬写了一封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冤枉。周扬虽然不了解情况，却相信陈学昭的申辩。他责成中宣部的同志，以中宣部的名义给陈学昭回信，对她进行劝慰。尽管如此，窃案的发生，还是给陈学昭带来了伤害：
母亲紧张过度，加上劳累，血压升高，患血管硬化。窃案破获后，母亲又给周扬同志一封信，说明案件已破，请求回杭州治病，很快得到中宣部回信，让母亲写信给浙江省委宣传部表明她的请求。母亲即写信给当时省委宣传部部长金韬同志。这是1960年3月。母亲回到杭州后，再次写信给浙江省委，说明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这样，从1958年初中毕业就到农场劳动的我也调回杭州，这是1960年10月（2002年11月14日，陈学昭之女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到了1961年的暮春，周扬来到杭州。他约见了还戴着右派帽子的陈学昭。谈话中，陈学昭向周扬详细讲述了自己几年来的遭遇。周扬对此深表关注，并关切地谈到了陈亚男的前途。陈学昭告诉周扬，她的女儿因自己的拖累，初中毕业就务农劳动，失去了继续学习的机会，而她本人则希望继续求学。周扬表示同意，并要求有关部门安排让陈亚男继续学习。1961年9月，已错过考试时间的陈亚男，直接进入杭州大学附中高中班就读。事过一年，陈学昭在给周扬的信中还念念不忘，说出充满感激的“蒙党的特别照顾，让我女孩继续求学”话。
这次谈话后，周扬还解决了陈学昭的生活问题。自从工资制实行以来，作为专业作家，陈学昭一直靠稿费收入生活，不拿工资。成为右派不要说不能写作，即使能写作，有谁能发表右派分子的作品？但是，像陈学昭这样的作家也依然“生活靠写作自给”。周扬要求有关部门，恢复陈学昭的工资。这样，从1961年6月开始，陈学昭拿到了受到行政处分后降级了的工资，恢复了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
1961到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在全党进行纠“左”的大背景下，一些被认为表现好的“右派分子”陆续摘掉帽子。被周扬多次关注的陈学昭，也终于摘掉了帽子。
这时，追求共产主义事业大半生的陈学昭，惟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党内。她在信中也直言不讳地向周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总希望在活着的日子，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虽然按照当时党内对右派问题的处理意见，周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还是在工作和生活上对陈学昭予以照顾。
1963年，全国文联在北京西山举办学习班，周扬指定让陈学昭参加。在京期间，陈学昭去看了周扬、苏灵扬夫妇。就在这次见面时，周扬向陈谈到1957年周恩来同志让他打电话给浙江省委的事情，并鼓励陈学昭继续写作。
周扬与陈学昭的平反此后，“十年生死两茫茫”。在熬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岁月后，两人都幸运地生存下来了。1977年10月，周扬与陈学昭再一次见面了。陈亚男回忆说：1976年上半年，《鲁迅日记》（比以前更加全的）出版，日记中多处提到母亲的名字，这样，好像被众人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件事，加上母亲的敏锐嗅觉，她似乎感觉到国内政治运动将发生变化。从1964年到1977年已13年没有到北京了，她也想到北京走走，了解一些外界的情况。那时，鲁研室的叶淑穗、赵淑英、吕福堂常有信给她，极力鼓励母亲去北京看看鲁迅故居和纪念馆。这样母亲去了北京（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在北京，去看望一直关心自己的周扬夫妇，是陈学昭的心愿。她想方设法打听到周扬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后，立即给周扬写下一封信：周扬同志，灵扬同志：
已有十五年没有见面了，我这次是经过自己的矛盾斗争，终于决定来京一次。我是十月十日晚到京的，住在我童年的好友我的姊姊陈宣昭同志家。到京后，我想来拜访你们，但是探听不到您们的住址，直到前三天才从我的一个侄女，由她探听到，现在写这信，想能寄到。不知您们什么时候在家？我能见到您们么？现在我把我的住处和电话号码写上，如果我可以去见到您们，请接到信给我一个电话，约一个日子和时间！感盼！！
……
几天以后，在女儿的陪同下，陈学昭看望了周扬夫妇：
那次，母亲见到周扬夫妇，大家都很激动，很有一种大难不死的感觉。周扬同志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给我的印象家不像家，倒像住在简易宿舍里。周扬和苏灵扬两人的身体都不好，谈话内容差不多围绕一个话题，就是受尽迫害，身体搞垮了。没有谈到母亲的平反问题，那时每个人情况各自都不能把握，一切都在观望等待中（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转过年的1978年，等待中周扬解决了工作问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任顾问，稍后担任副院长。而在杭州的陈学昭，也感到自己平反的时机已经到了：
1978年入秋后，母亲先是在《人民日报》头版，读到温济泽被安排职务的长篇报道，不久又得知黎辛、李之琏先后都已回到北京，等待解决1957年的问题，报上还连续登载有关这类人的问题得到平反（应该是改正）的报道。可是母亲却在不安中等待着（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陈学昭的不安，是因为她在看到这些信息之后而给浙江省委的反映自己问题的信没有得到答复。为了问题的解决，她又写出了陈述报告，托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的老朋友温济泽（此时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任研究生院副院长）转送周扬时，并附了这样一封信：起应同志，灵扬同志，您们好！
从报纸上常读到起应同志的讲话和各种消息，知道您们很好，非常高兴！我好些时没有写信问候了，知道您们很忙，心里总觉不该太多的打扰您们！请千万注意身体！劳逸结合！灵扬同志好不？挂念！今天我又是无事不上三宝殿，我想请求起应同志帮助我，这是一位老同志出的主意，请求起应同志把我寄奉，托济泽同志转奉的这封公函转给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家扬同志和宣传部副部长于冠西同志（于冠西同志是第一副部长，专管文艺工作的）。或者转给浙江省委铁瑛书记和李丰（？）平书记。不需要在我这封公函上写按语。据说这样就会较快些解决我的问题。因为起应同志在浙江的党领导心中和党内外的威望极高！不知能否转寄这封公函？我太打扰您们！衷心感激和不安！我和我女孩永远不会忘记周伯伯苏妈妈对我们的帮助！别的请济泽同志转陈了！
敬致革命的敬礼！
学昭11月5日下午，1978亚男敬祝周伯伯苏妈妈安！陈亚男告诉我：为了让当时的省委领导了解自己，母亲要周扬转送她的陈述报告。母亲想到她对周多年来的了解，及周对她多年来的关心帮助，加上周对她的了解，才会想到致信周，并想通过周对她的了解去向不了解她的人作些介绍说明（2002年11月14日，陈亚男致作者的信）。
周扬按照陈学昭的要求，在转送报告时给铁瑛写了一封信，果然起到了作用：
今天上午省文化局来了三同志，其中一是省文化局副局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还有两位同志也是在政策办公室工作的。文深同志（主任，文化局副局长）告诉我说铁瑛书记已收到周扬同志的信，在信上作了批示，就要解决我的问题，本来要在春节前解决，来不及了，过了春节要尽快解决。当时我听了很激动。他们很热情地关怀我，到冬天，衣服穿多了，我行动更不便，他们看见我这副形态，很同情我，我想起这后十年的揪斗情况，又克制不住地哭了。但从前揪斗，打，跪的这些年月我从不对那些家伙流半滴泪的。
我真不知【怎样】感谢您们对我的帮助！终生也报不尽！！现在我就耐心等着，他们一再对我说要尽快解决，起应同志的讲话我一定设法去借一本《作品》来学习。我实在应该好好学习！（陈学昭致周扬信，1979年的1月26日）。
在等待的过程中，陈学昭的心情是迫切的。1979年2月2日，陈又给周扬写信，“请求起应同志在胡耀邦同志前说一说，再催一催！关于我到底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是应该弄个彻底清楚的！”
周扬是否跟胡耀邦说过，限于材料，不知其详。不过，在陈学昭提出这个要求后的第三天，浙江省委就通过了为其平反的决定：
省宣传部负责落实政策的副部长（？）周群同志今天上午已送决定给我看，关于57年的事是错划的，给予改正，省委常委已通过。恢复党籍，级别和工资，工资从去年10月起要补发。又对我说明要在报上发表消息。安排我的房子写作环境，把亚男调出来。也会安排我职务，当然还是让我写东西。我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写起，永世不忘您们给我母、女的关怀和援助！！（陈学昭致周扬信，1979年2月4日）
平反后，陈学昭离开了杭州大学，又回到省文联成为一名专业作家。1979年10月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后，陈学昭担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徐庆全
公安机关备案号：44040302000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