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前的 10月22日，整个中国新闻界沉浸在悲痛之中，他们为自己失去了一位新闻界的好同事、好老师而肝肠寸断、哀思如潮。从他逝世到葬礼，全国唁电不断，每日达数十件之多。他逝世的不幸消息成为第二天各家报刊的头条新闻，整个新闻界“同声惋悼”；自后各地报刊不断刊载纪念他的文章，有些报刊不惜笔墨和篇幅刊登专版和特刊追思他的人生和业绩。他就是中国20-30年代著名的爱国进步新闻工作者、新闻学和新闻事业史研究的开拓者和早期新闻教育家——戈公振。

戈公振，名绍发，字春霆，号公振。1890年10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东台县（今东台市）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幼年聪慧，6岁开始在“弢庵家塾”和“求智学社”接受启蒙教育，自幼酷爱美术、书法和音乐，有所专长。14岁，入东台高等学堂读书，他好学上进，刻苦用功。每门功课几乎都是第一，学习成绩在全校一直名列前茅。毕业时学校还因此原因给他披红挂彩，敲锣打鼓用轿抬他回家，以示奖励。1912年，在《东台日报》社担任图片编辑，开始了自己光辉璀璨而夺目辉煌的二十四年的新闻人生。

戈公振是一位在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都有过突出贡献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是一位出色的编辑。1913年冬，戈公振进入上海有正书局图画部当学徒。1914年被调到《时报》编辑部工作，初任校对、助编，1915年升任编辑，以后又升任总编，在《时报》前后工作了十五年。1920年6月，他首创《图画时报》，内容以反映中外大事为主，用道林纸铜版精印，深受读者欢迎。《图画时报》的问世，使我国画报由“石印”时代跨入“铜版时代”，为我国报纸增辟现代画报的开端，揭开中国画报史上崭新一页。1930年5月，他主编了《申报图画周刊》，开始出版大张影写版画刊。逢周日出版，随报附送。该刊在思想内容、编排技术、印刷质量等方面都超过了《图画时报》。邹韬奋赞美到：该画刊“可与《纽约时报》的星期画刊比美”。总之，从《东台日报》到《时报》、《申报》，戈公振曾经从事十几年的编辑工作，在助编、编辑到总编辑的各个岗位上都干得非常出色。

戈公振是一位优秀的新闻记者。他的采访活动，特别是随同国联调查团采访东北和后来的苏联各地的采访活动，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所写的通讯报道都引起了读者广泛的反响。“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凇沪会战后，1932年3月，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来我国东北和上海调查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戈公振以记者身份，作为顾维钧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成员随代表团访问了凇沪战场并去东北调查。在东北40天的采访中，他三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沈阳北大营，了解日军侵华情况，发回《东北之谜》等通讯报道，向全国报告了东北真相。1933年3月，中苏两国恢复邦交，他以中央社特派记者身份随同中国首任驻苏大使颜惠庆去莫斯科访问，后到各地参观考察，为国内报刊写了大量通讯，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情况，后来这些通讯报道整理为《从东北到庶联》，结集出版。

戈公振是一位理论精湛和实践经验丰富的报业经营管理专家。1927年1月，他远渡重洋赴英、法、德、意、瑞士、美、日等国考察，曾经对国外新闻事业的经营管理方面的情况，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社、美国的《纽约时报》社和日本的《大阪每日新闻》社等作过认真的比较研究。同年8月，他应国际联盟的邀请，参加了在瑞士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并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电费率与新闻检查法》的报告，提出减少中国报纸的国外新闻费用的要求。回国后，他担任《申报》总管理处设计处副主任，帮助史量才在《申报》建立了完备的科学管理制度，特别《申报》的资料工作是当时所有报纸中唯一完备的，这一套资料积累、管理制度就是他首创的。此外，他对《申报》新闻内容、推广销路、建立资料室和创办画刊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创见。

戈公振是近代新闻教育的开拓者之一。从1925年起，曾先后在上海国民大学、南方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的报学系或新闻学系任教，讲授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特别在上海南方大学报学系任教时，他在课堂上讲授《访事学》，课外组织 “南大通讯社”的学生分日除外采集新闻，投稿各报馆；此外还在杭州等地举办过暑期报学讲习所，为我国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据他学生回忆：他总是教育我们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新闻记者，知识要博，朋友要多；采访时必须给采访对象一个良好印象、以礼待人、尊重别人等职业信条。

戈公振是一位学识渊博的新闻学者。他在从事新闻实践时，积极从事新闻学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工作，取得丰硕成果。他所著的《新闻学撮要》、《新闻学》和《中国报学史》等书，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报学史》。它是旧中国最具权威的新闻史专著，也是中国唯一有外文译本，享誉国内外的中国新闻史代表作。该书出版后，曾多次重印再版，并出有日译本。《中国报学史》全书约28.5万字，分六章61节，是中国第一部全面地、系统地记述中国新闻事业历史的著作，被公认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的撰写和出版，是戈公振对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最大贡献。

1935年夏，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身处苏联的戈公振心系祖国，忧心如焚，接到邹韬奋邀他回国重新筹办《生活日报》电报后，他立刻启程回国，于10月15日下午抵达上海。但因一路鞍马劳顿，未能好事休息，归国仅五天就因病住院，且病情逐渐恶化，不幸于10月22日下午2时撒手人寰，年仅45岁。“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成为他留下的最后遗言。真可谓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10月23日，各家报刊纷纷报道这不幸的噩耗，社会各界迅速在上海中国殡仪馆成立“戈公振先生治丧处”，设立了30多人组成的总务、文书、庶务和招待四组，处理其丧事。此后一个多月，各报纷纷发表唁电和评论，表示沉痛的哀悼和无限的惋惜，盛赞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卓越贡献和高尚人格。其中代表性的言论有：署名梅子的《哀戈公振氏》文章认为：戈公振的逝世，“这不但是新闻界巨星的殒落，也是文化前途的不幸。”黄炎培称戈公振之死是“民国纪元二十四年，吾中华一大不幸事。”李公朴则说：“戈公振死了，以私交说，是失去了一个令人敬爱的畏友，在国家是失去了一个眉头读书的学者，在报界是失去了一个通晓国际现势贯彻各种学识的大众的新闻记者，这种损失是无法计算的。”

12月15日下午，戈公振先生长眠于上海江湾第一市公墓。昔人已逝，抚今追昔。戈公振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颗璀璨的巨星，像他这样的在新闻战线的各个领域都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