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汽车的行业里面，我从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第一汽车制造厂，到完全由我国自主建立的汽车工业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改革开放后引进国际先进轻型车制造技术的南汽，再到服务性的行业组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汽车的人生里，就是这样的三步走的”。

　　1954年，滕伯乐到了长春支援一汽的建设，干了一年多机要工作，在1956年的时候，由于当时中央一道领导不能配女秘书的命令，让滕伯乐来到饶斌的身边，为他做秘书和机要档案的工作，也让他和饶斌、和汽车事业，结下了更深的情愫。

　　1959年底，饶斌调到北京，任当时的一机部副部长兼汽车局局长，滕伯乐也随同离开了一汽。于是，滕伯乐在6年以后，又回到了北京。

　　当时饶斌之所以调到北京，是由于以前在一起管理的汽车局跟拖拉机分开了，拖拉机归拖拉机、汽车归汽车，而随饶斌一起调出来的，还有包括滕伯乐在内的88个一汽的班底，建立了新的汽车局，组建机厂。

　　从上海到北京，再从北京到长春，这次回到北京，也算是可以落脚了。但滕伯乐的漂泊之旅却并没有结束，1969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的一个文件，要进行“干部下放”，于是，滕伯乐和妻子于淑珍又被调到正在建设中的二汽，同样是奔波，不同的是，二汽的条件，比当年的一汽更加艰苦。

　　在滕伯乐看来，再苦，也有他觉得欣慰的事。值得欣慰的是，他又和老领导饶斌一起为中国汽车新的里程碑奋斗了；值得欣慰的是，许多在一汽共同战斗的汽车人，又汇聚到了一起；值得欣慰的是，当他走进二汽的所在地十堰时，那还只是一个野草丛生的山坳，而他却一点一滴的看着东风牌卡车从这山坳中，开了出来。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

　　年轮的虚空，带走了他年少的青涩与懵懂，却并没有带走他的少年意气，为中国汽车事业奋斗一生的目标，依然清晰。

　　如果说一汽的建设还借助了外力，得到了前苏联专家的支持，1965年开始组建的二汽，则是完全由我国自力更生建设的一个汽车工业基地。按照规划，二汽要在十堰这片东西长10公里，南北长8公里，由14条沟组成的1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设25个专业厂，形成10万辆汽车的年生产能力。

　　“苦”！

　　对于二汽的回忆，滕伯乐最深刻的印象，还是这个形容词。他清楚地记得，到十堰后的第一个住所就是在老乡家的猪圈旁。因为初到十堰，连四面透风的芦席棚都没有，在那种条件下，就那样住下了。

　　滕伯乐笑着说，“住在那里不但苦，还闹出不少笑话。开始我们怕老烟丝，老烟丝掉在被子上多难受啊！老鼠还在上面跑。那我们怎么办呢？把我们带去的塑料布盖在我们的被子上，而且那个时候相当于炕，有保暖的效果。我们三个男同志住在同一个房子。盖完了之后第二天早上坏了，被子湿了，怎么会这样？因为不透气啊！”

　　于是，“开山、放炮、修道路、运砖、肩担、盖工房”，这些最初的建设工作，滕伯乐都干过。从最初的一次只能挑8块砖（一块4斤重），到后来扁担的一头就能挑10块砖，滕伯乐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一起，都曾经住过芦席棚、干打垒和普通砖房。

　　“当时的十堰镇，让人记得的就是一条破烂的街、一个破烂的商店，连买盐都不给包装，倒在柜子上自己想办法拿走。那时候我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于是，在每次探亲回上海的时候，就会用扁担把什么东西都带来，酱油、腌好的肉、晒干的鱼……都是很珍贵的。”

　　就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滕伯乐还是从1969年开始到1978年底，在二汽待了十年。这十年，滕伯乐经历了从二汽建厂到开出第一辆车的全部过程。

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滕伯乐（左二）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滕伯乐经历了苏联援建的一汽、自主建设的二汽，而之后的南汽，他则参与了一个全新的建设项目——中外合资项目。

　　做合资项目并不容易，比如贷款的申请、比如项目的批准，都是一项项大的工程，而这些，都是滕伯乐上上下下亲自操刀。

　　“我统计了一下，南汽以外扩项目，光经过国务委员以上的领导人签字或者画圈的，有35人次”。

　　当时滕伯乐1981年到的南汽，1990年，他终于又回到了北京。

　　1987年中汽成立汽车工业联合会，1990年他就回到中汽协会的秘书长身份，一直干到1998年。

　　从企业到协会，不仅是工作性质上的转变，也是思想心态上的转变，从经济领域，便转成了服务领域。

　　就在1990年刚成立海协会的时候，滕伯乐作为第一届理事成为大陆汽车业的代表组织了一次两岸交流和展览的活动，在那种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活动不但顺利的完成，而且还很成功，而滕伯乐却因为这一次活动的操劳落下眼疾，检查结果右眼单青0.2到0，已经没有了视力和余光，仅用左眼生活和工作。

　　话语间，滕伯乐并没有一丝后悔的语气，那次成功的活动却让他依稀透露出激动地神色，也许这就是老汽车人丰富而又内敛的汽车热情，为汽车行业拼尽一切，他也会无止尽的追求。

　　当然，耕耘也不一定会有理想的收获，但只有耕耘才能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