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成为改革资源争斗战的牺牲品。

　　狙击胡雪岩，是李鸿章与左宗棠争夺上海资源的高潮。中央难以有效调控和有序分配改革资源，地方实力派沉溺于资源争夺的丛林战争，大清的改革因此陷入无序、乃至相互抵消的泥潭……

　　天津城内的李鸿章翘首南望，等待着上海传来进一步的消息。

　　这是定点清除、精确打击的“斩首行动”，却关系到是否能够“收复”上海“失地”的大局。

　　在李鸿章的一生中，这是第二次“战上海”。第一次是1862年，他率领新练成的“淮军”，进军大上海，与太平军争锋，那是大兵团作战。如今（1883年），21年过去了，他再度进军上海，却是小规模的、极为秘密的特种作战。李鸿章的助手盛宣怀已经赶赴上海，与上海道邵友濂联手指挥。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金融战”，敌人是著名的大清“首富”兼“首善”、“红顶商人”胡雪岩，以及其背后的两江总督左宗棠。

　　“爱国”投机

　　精明的胡雪岩，打出的是“民族主义”的高调旗帜，这是他为了和外资争夺生丝市场的主导权、甚至是垄断权，而进行的特别包装。

　　李鸿章与盛宣怀等，瞄准的是胡雪岩的软肋——资金链。

　　此时的胡雪岩，一场为时2年的豪赌正准备收官。这2年来，胡雪岩动用巨额资金，几乎收购了江浙两省的所有生丝，试图垄断生丝供应，“举江浙二省之育蚕村镇而一律给予定金，令勿售外人，完全售与胡氏”。凭借自己在江浙两省白道、黑道上的过硬关系，以及自己所经营的阜康钱庄的巨额存款及其衍生信用，胡雪岩并没有遭遇多少困难，就实现了对生丝的垄断。

　　当然，胡财神收购生丝，并不是为了自己收藏，而是希望以此逼洋商就范，获取高额利润。精明的胡雪岩，打出的是“民族主义”的高调旗帜。

　　中国的生丝行业，一直是外贸主导型产业，整个19世纪80年代，其出口比例高达60%以上；仅1880年一年，其出口“创汇”便高达2400万海关两（白银）。这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巨大市场，但它的定价权却已经被外商逐渐控制。掌握了买方市场的洋商们，根据伦敦的行情，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后再确定中国市场的“开盘价”。随后，根据这一“开盘价”，大清的二道或三道贩子们，再扣除自己的利润和费用，层层报价。千折百转后，最后到了位于食物链终端的蚕农手中，收购价自然是微乎其微了。

　　这其中，其实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贱买贵卖”本身就是商业的本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与商人的国籍无关。在生丝行业，本土的由官方支持的茧行，就一直是行业的垄断者，长期欺榨蚕农，盘剥程度远甚过外商。二，流通环节过于烦琐，一条小小的蚕养活了很多闲人，生丝产地的一些商人们，便因此而发愤挤进上海滩，自己直接搭上洋商，减少中间环节，当然，渠道优化后的好处是到不了蚕农们的口袋中的。三，买卖双方的市场力量抗衡：在苏伊士运河开通及蒸汽轮船普及之前，国际生丝市场是卖方市场，价格是中国的丝商们（注意，蚕农并没有发言权）说了算，甚至发生了中国产地的收购价大大高于伦敦市场的卖出价的倒挂现象，亏了本的外商们也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而当国际航运条件大大改善后，伦敦市场没必要维持高库存，市场定价权就转到了买方手中。

　　将这样一种主要是市场因素造成的现象，都归咎于洋商的垄断，并进而上升到“主义”的高度，这是胡雪岩为了和外资争夺生丝市场的主导权、甚至是垄断权，而进行的特别包装。在爱民及爱国的大旗下，胡雪岩动用了其钱庄的大量存款抢购生丝。洋商们无货可收，自然慌张，通过种种渠道与胡雪岩进行谈判。老外开出的价码很痛快：加价1000万两！这是一笔巨款，当年北洋舰队购买主力舰定远、镇远号，每艘才180万两，也就是说，胡总一转手，可以赚出大半个的北洋舰队来。何况，胡雪岩的所谓收购资金，大量来自银行存款的挪用，属于“穿别人的鞋、走自己的路”，成本很低。

　　如果胡雪岩见好就收，这笔业务无疑会成为中外商战史上激动人心的大捷。外商开出了盘子，按照胡氏包装上的爱民爱国理由推算，他可以有几种选择：一是将此批生丝全部自己加工，不让老外染指，以“振兴民族工业”，但他似乎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加工能力；而且，即使全部加工成了丝绸、甚至成衣，也还是要靠国际市场来消化。二是将此批生丝加价后卖给老外，将从外商那里所赚来的钱，分给蚕农们，解决局部地区的“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或者干脆捐给国家，再购买5艘主力军舰，那或许日后的甲午战争结果也将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