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西剿匪

    淮海战役后，河南全境大部分解放，但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的活动仍很猖獗。他们隐匿山林，占据要隘，骚扰危害百姓，与解放军为敌，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和群众的生命安全。当时，全省成股的土匪达10余万人，主要集中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南大别山一带，尤以伏牛山为多。

    1949年3月，由豫西军区和豫皖苏、桐柏、鄂豫军区的河南部分武装组成了河南军区，陈再道任军区司令员，文建武任副司令员。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河南省委、河南军区，立即派部队进山剿匪，肃清匪患，稳定河南形势与社会秩序。

    6月16日至26日，文建武出席了河南省委第二次党代表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河南的匪情，确定下半年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反霸，同时决定，将陕州和洛阳两个分区作为全省的剿匪重点区，由文建武负责指挥这一地区的剿匪斗争。7月2日，成立了“陕洛剿匪指挥部”和“陕洛工委”，文建武任指挥部司令员和工委书记。

    这年盛夏，文建武率领剿匪大军来到伏牛山区。与此同时，华中局派往河南协助剿匪的一二五师、一一五师也开赴陕洛地区。

    豫西的老百姓听说文司令员又率领部队进山剿匪来了，纷纷箪食壶浆，在村口相迎，希望文司令员早日消灭匪患，为河南人民除害。

    剿匪指挥部设在伏牛山麓的一个镇上。在简陋的窑洞里，四壁挂满了军用地图，靠墙壁摆着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行军床，这就是文建武的指挥部兼卧室。就是在这个小窑洞里，文建武和指挥部的同志们夜以继日，部署和指挥了长达两个月的声势浩大的剿匪战役。当时，溃逃至豫西的土匪大部集中在豫陕交界的秦岭和朱阳山一带，解放军集中大部队进山剿匪后，他们改变了以往的活动方式，由公开趋向隐蔽，由集中趋向分散。根据这一情况，文建武等采取了“以政治攻势为主，以军事清剿为辅”的方针，首先集中主力部队，向盘踞在卢氏、灵宝、闻乡一带的势力最大的匪首李子奎等部发起猛攻，歼敌1600余人，接着又在秦岭与敌人主力交战，歼其大半。这两次战斗使敌人闻风丧胆，元气大伤，溃逃、投降者不计其数。文建武命令各路剿匪部队，乘胜追击，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同时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发动群众性的清剿立功运动，号召土匪放下武器，缴枪登记。一次，他在《剿匪导报》上看到一篇“洛宁某村张保太父子捉匪”的报道后，高兴地对编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要立即写成短论，表彰张保太父子的模范事迹，号召群众向他们学习，广泛展开群众性的剿匪运动。”

    在剿匪过程中，文建武常常告诫同志们，要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注意斗争策略，分化瓦解敌人，争取更多的人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来。他亲自审阅各项作战命令，认真审查每一份报纸、稿件、捷报、传单，发现有与政策不符之处，立即加以改正，并耐心说服干部，使他们认识到正确掌握政策的重要性。

    经过两个月的奋战，剿匪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共歼灭70余股土匪，计19000余人，缴获枪支24000余支，俘获匪首48人，破获国民党的特工小组13个。

    可文建武本人并不知道，在豫西剿匪时，他已身患癌症并已发展到晚期。剧烈的疼痛常常无情地折磨着这位年仅38岁的指挥员，有时他疼得满头大汗，在床上直打滚，不得不让警卫员们轮流用拳头顶着他的腹部，以此方法止痛。就这样，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以坚强的毅力日夜坚守在剿匪前线，直到完成陕洛重点区的剿匪任务。

壮志未酬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在湖南长沙宣告成立，文建武调任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年底，他从陕州剿匪归来，即赴武汉中南军区报到。就在他准备就绪，即将赴湘上任时，癌症又一次发作，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住院治疗。几个月后，他被转到首都北京治病。到北京后，他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希望能像以往那样，战胜病魔，早日康复，重返战斗岗位，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再建功勋。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的癌症已蔓延到整个腹腔，医生无法再施行手术。

    文建武得此绝症，了解他的领导和同志都万分悲痛。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中能文能武、才华全面的优秀将领之一。1946年，国共两党在武汉谈判时，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程潜曾向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打听道：“你们五师不是有个叫文建武的吗？这文……建……武……”“噢，文建武和他的名字一样，既能文又能武。”李司令员既风趣又自豪地向程潜夸赞着他的部下。

    李先念的评价恰如其分，文建武虽未受过高等教育，却博闻广识，兴趣广泛，多才多艺，他能诗善作，擅长摄影、下棋，喜欢音乐、记日记，可惜他的一部分作品和日记在中原突围时都烧掉了。他还酷爱读书，不断地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他常利用战斗间隙，研究《三国志》、《孙子兵法》等军事著作，学习中国古代军事斗争艺术，以提高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北京治病期间，他还在坚持学习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了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阅读有关经济管理、财政、外交、铁路交通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