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邦拿着一架战利品“康太克斯”夹在记者群里面照我的相。主席台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常见的各位领袖们都先后出席了。我不通俄语，只能靠胡济邦。苏联一位导演家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 陈波儿、袁牧之也写信给胡济邦，想到苏联学习电影戏剧，胡济邦热心相助。由于战争，他俩才未成行。
    １９４９年３月，胡济邦根据组织上的指示，以到欧洲读书为借口，脱离了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于同年４月下旬经英国到达香港。几天后，她便和郭沫若、于立群夫妇一起回到了和平解放不久的古都北平，住进了南池子一带的翠明庄招待所——那里是中共中央外事组驻地。

    新中国外交部最初筹建者之一

    胡济邦开始参加新中国外交部的紧张的筹建工作，她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最初４０余位建部人员之一。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８日，外交部在北京东城区外交街３１号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胡济邦出任外交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她是国共和谈时期被毛泽东誉为“我们的王外长”的王炳南手下一位能干的女将（彼时，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是王世杰，故毛曰“我们的王外长”）。
    新中国外交部建部之初各司多不设处，只有“庞然大物”的办公厅是个例外。办公厅正副主任为王炳南、阎宝航（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之父）、董越千（后任驻瑞典大使，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下设六处除秘书处外，稍后相继成为外交部的司、局单位。
    六个处的正副处长后来大多是活跃在中国外交舞台的资深人物，如冯玉祥的两位秘书赖亚力（秘书处处长，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驻马里大使，常驻联合国大使衔副代表），王倬如（交际处处长，后任外交部礼宾司司长）。胡济邦是赖亚力的副手。在那些日子里，胡济邦忙得常常没有时间睡觉，２４小时连轴转。以前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各自为战，现在却要领导别人一起干。但是胡济邦很快适应了这一变化，她到上海采购国礼（赠外国贵宾或大使代表国家送给驻在国领导人），接待、交际工作，装潢、布置……杂七杂八的事一大串，但是胡济邦胸有成竹，有条不紊，一一办妥。看到忙上忙下、一点不歇息的胡济邦，王炳南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胡济邦，没想到你这么能吃苦。”
    建部伊始，外语人才奇缺，有过外交生涯的更是凤毛麟角。一贯主张“能者为师”的周恩来请来一男一女两位“总教习”。
    男“教习”就是前文所述的阎宝航。当阎明复还牙牙学语的时候，代号“保罗”的阎宝航与其代号“阿诗玛”的长女阎明诗便已开始从事国际情报工作了。他曾先后事先获悉关于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重要绝密情报。这位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通晓英语的中共著名国际情报专家，虽然不曾正儿八经搞过外交，但对外交这一行并不陌生。当年阎宝航时常出没于重庆各种外交场合，与各国驻“陪都”的外交官员觥筹交错，虚以委蛇。虽在圈外，但耳濡目染，阎氏对外交圈内的一套自然十分精通。
    而那位女“教习”就是胡济邦。对于外交礼仪，胡济邦自然是“小菜一碟”，但是要把这些“繁文缛节”变成身着土布军装、系绑腿的英姿飒爽的将军夫人自觉的规范，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